王老师和陈老头

胡廷楣

算起来有三十多年啦，那一天我去了农科院，采访的题目叫做“上海蔬菜的今天和明天”。告别时，接受采访的王老师送我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茎椰菜，”他说，“过两年可能是菜场里的新面孔。”

“很像花菜。”

“它们是隔壁邻居，花菜在我们这里叫做‘花椰菜’。”

从郊区回来，时间还早，便去老房子转转，拿出茎椰菜让妈妈看。

妈妈说：“吃惯了上海本地菜，不如尝尝。”起了油锅，炒了满满一盘。

两人你一筷我一筷。便有了体会：“外国人就吃这个东西？像是花菜的梗子。”

“王老师说就和胡萝卜一起，用开水里煮一下。配牛排吃。”

妈妈说：“总是吃一个新鲜。”

我说王老师还说到过很粗的芹菜，很小的南瓜，有各种颜色的辣椒，紫色的卷心菜，还有“水果黄瓜”“水果番茄”……

以后会有这样多的蔬菜，很是向往啊。想起灾难日子，我们用小菜卡。1961年寒冷的冬天，一天只有两分钱的菜可以买，而且要排队。

王老师的预言早就实现了，菜场里经常有新品种出现。个头大，卖相好。餐馆采购员和钟点工阿姨都直奔那些轰轰烈烈的摊位而去。

我经常在附近菜场中寻找的，是那些说浦东乡音的新场农民。

新场来的菜农很笃定，他们只卖本地时鲜菜。他们的菜摊最小，东西最不起眼。他们有些什么？那些胖乎乎的“肉黄瓜”，那些可以用来做“捏落苏”的茄子，那些冬天里菜帮冻裂的“矮青”，那些瘪塌塌的“灯笼辣椒”，那些小小的粘着黑色泥土的洋山芋，那些细细的菜梗黄色的本芹。他们的刀豆上有一根红线，他们的豇豆有一层浅浅的玫瑰红。冬天有一寸半长的小菠菜，春天有两寸不到的鸡毛菜……当令时节，他们还会带来一小箱自家树上的桃子、蜜梨，一个两个西瓜和三个五个青皮绿肉甜瓜……

那是在三十年前就有的品种。那些灾难的日子里吃不到、走出灾难之后又不是每天吃得到的菜。

“晓得你们都会来买吾的菜。”新场陈老头说。他以说一口本色上海话的老头老太为菜场知音。

“统是自家地里的出产。老兄弟淘里种啥，吾就卖啥。统是夜里备好，吾早上四点半爬起来，装了车子，运过来咯。米苋叶子上还有露水，统是只掐一点点嫩头，糯咯。”

他给我一瓣蒜。“弄一只皮蛋，小老酒咪咪，一大碗饭就下去了。”

疫情期间，他一天隔一天摆摊，没有脱班过。

初夏某日，他说：“今朝有一点蚕豆，自家地里的本地豆。有点年纪的人晓得，日本豆呒没迭种鲜味道咯。”

禁不住诱惑，称了三斤。坐在菜场的长凳上，剥完，将一塑料袋的豆壳还给他：“吃侬个肉，还侬个壳。”

“逃勿脱咯。”陈老头便笑，“本地菜，一个么糯，一个么鲜，一个么嫩……”他看穿了我们在某种惯性里生活。无论是当年农村灶头、弄堂的煤球风炉，还是今天的燃气灶，我们都被那一片水土默默无声地调养。

他从后面的箱子里拿出一棵雪白的花菜说：“本地的，斜好。弄点肉片炒炒？”

买下那棵花菜，立刻想起当年和妈妈津津有味品尝“茎椰菜”。它现在叫做西蓝花，隔壁摊头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