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打破固有认知 生活秩序破易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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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拉纳·米特

拉纳·米特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近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著有多本专著，其中《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曾荣获2014年皇家联合研究所威斯敏斯特公爵军事文学奖，并被《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评为年度书籍。

拉纳·米特2015年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2019年获不列颠帝国官佐勋章。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世界变革，等新冠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政府与社会、各国政府之间的互动方式将发生深刻转变。

当全社会需要通过迅速高效地追踪一些公民的行动轨迹来应对突发疫情时，这个社会又该如何构建信任呢？

至少一部分“千禧一代”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相当程度的自由行动、无需报备行踪的基础上的。这种生活方式如果在行为需要被追踪的世界里，还能持续下去吗？

1944年，中国正处在史上最严重危机之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但即使是在那样危险的时候，一些中国思想家仍将视线投向了远隔千里之外的一份文件——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受英国战时内阁财政部长、英国战后重建委员会主席阿瑟·格林伍德所托，于1942年起草的题为《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的报告。

这份后来常被人们简称为《贝弗里奇报告》的政策建议是奠定战后英国国家福利政策的基石。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份《贝弗里奇报告》还激发了许多中国有识之士的兴趣。这位英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受到重视，因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包括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可以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超出社会学家所处的国家疆界。

事实上，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段时间，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化已初现端倪。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费孝通曾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这也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社会科学学府。费孝通受教于伦敦政经学院内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也非英国人，乃是生于波兰，治学于英国。他本人的理论阐释与治学方法彻底改变了人类学学科，影响深远。然而，这些学者所处的世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这些可怕的战争也让许多人不得不承认，他们过往对人类行为的一些理解其实都不太确切。

重建世界全新体系

各国都应开放合作

最近这段时间，新冠疫情占据世界新闻的头条。疫情带来巨大破坏的同时，我们仍然希望不会像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那样损失惨重。然而，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世界变革，等新冠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政府与社会、各国政府之间的互动方式将发生深刻转变。

或许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深远的影响，就是让各国开始致力于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他们尝试建立起更加全面、积极的政府来适应这一需求。

也许你会觉得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历史离我们当下的全球化社会太过遥远——确实，我们现在经历的只是一场病毒侵袭，而非战争。但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胜利75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学到的关键一课是：重大转变之后，会迎来重建新社会的契机，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更是在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而社会科学少不了要在其中发挥作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历史，与今天同样有着相似之处。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正是许多国家为重建全球贸易与经济秩序的愿景而召开，当年的西方大国——美国、英国，还有在战时新崛起的中国，都参与其中。此后不久，中国还成为新的《联合国宪章》的首批缔约国。

如今，正是我们需要一个新体系的时候了，但这次的焦点应该是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当务之急，就是让所有科研实力发达的国家——比如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互相之间分享信息和知识。然而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社会学家也可以在重建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各国政府重新思考自己固有的认知。比如，我们不应该再躲在自己的国境线后面，当需要更多公开的重要科学信息时，每个国家都应该采取开放合作的态度。有关疫情的重大突破信息，不能被看成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私有财产。

冲击人际交往本质

挑战未来城市管理

从这场疫情当中，我们能认识到的还有公共卫生安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准确预判。正是因为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不断从过往的社会巨变中吸取教训，改变多年来形成的固有认知，才能让人类不断正视新的真正的挑战。

举个例子，在一个人们不得不和陌生人保持两米社交距离的时代，如果要经营一家餐馆要注意什么？再比如，如果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来临，我们该如何学习、购物，照料我们的亲人……

全世界的民众都逃不开这些问题，尽管文化不同，可能答案各异，但我们需要弄明白从彼此身上可以学到什么。

再让我们回头思考一下几个可能发生重大转变的领域。

首先想到的是人际交往的本质会发生哪些变化？如果有效疫苗能够很快问世的话，这方面的影响相对就会比较小。但看样子，短时间内疫情还会在某些地方蔓延。因此，思考社会变革可能将是所有国家在未来很多年都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再来看看城市，城市社会学的变化将是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将面对的主要变化之一。到目前为止，许多发展智慧城市的努力都将重心放在如何把尽可能多的人塞进尽可能小的空间里，比如鼓励人们更多使用大众交通工具而非私人交通工具，当然这主要是出于环境保护的原因。但疫情后，人们必须开始思考，如何让现代城市从环境或气候变化的挑战中收获的成果与眼下保持“社交距离”的现实要求共存。

目前大部分关于疫情期间城市管理的讨论都着眼于紧迫的防疫需求：比如，人与人之间究竟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可是未来我们还会面对很多其他问题。如果人们更多利用视频软件，而非见面的方式来召开工作会议，人际交往的本质会不会发生变化？

目前来看，正反方面的观点都有。在有些场合，面对面的接触确实没有必要；但在另外一些场合，身体语言特别是手势至关重要。人类学家会告诉你，在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地区，人们碰面时的问候方式大不相同：美国人喜欢握手，日本人习惯鞠躬，印度人注重私下寒暄。因此，尽管如今各大城市在外观建筑上已经非常趋同，但人际交往的结构和互动方式却因为深受文化特质的影响，而各不相同。

安全隐私如何平衡

两性交往也受约束

新冠疫情带来的另一个改变，在于个人安全和隐私的平衡，不同社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理解。政府与私人企业日益掌握大量个人数据的现象，让全球社会越来越关注个人隐私被侵犯的界限。当全社会需要通过迅速高效地追踪一些公民的行动轨迹来应对突发疫情时，这个社会又该如何构建信任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韩国的经验中学到一课。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韩国政府一方面获得了充分的空间来收集私人数据；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必须保证这些举措的透明度，并且供广大民众监督。公民和社会间的信任平衡受到威胁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现在应该找出办法提升社会的透明度，对此行为学与社会学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化进程、两性关系和婚姻同样也会因为疫情发生变化。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全世界男性与女性的互动方式发生了深刻改变。1920年的中国女性，与2020年的中国女性所面对的世界显然大不相同。毫无疑问，新冠疫情给两性关系带来的影响在西方与亚洲同样深刻。对于现代都市里年轻的“千禧一代”来说，遇见交往对象，不受拘束地四处迁移，已经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但在疫情时代，可能就会变得困难许多。至少一部分“千禧一代”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相当程度的自由行动、无需报备行踪的基础上的。这种生活方式如果在行为需要被追踪的世界里，还能持续下去吗？目前给我们的信号是，人们已经感受到了社交限制所带来的约束。这种约束在很多国家被很多年轻人抵制。这方面，未来很多年，社会学家都将有丰富的研究角度可以持续关注。

人们常常用战时状态来比喻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虽然新冠病毒不是战争，终究不能被当作战争来应对，但对我们来说，两者相似之处是，深刻的社会变革往往是发生在战争和瘟疫之后。

新冠疫情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仍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社会学家将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所以，我希望，各国政府现在开始就承诺会继续资助并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研究，从而为未来的新世界厘清并解决问题。

同时，也希望各国政府确保学术自由与信息透明，这是新的研究能够顺利完成的关键因素。固守旧的政治议程，试图逃避或掩盖令人不安的信息等行为只会以失败告终。社会科学研究常常会揭示出让人尴尬的真相，可是真正强大的社会应该能够正视现实，并从中受益。李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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