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士骐与陶行知先生

许唯物

我父亲许士骐和母亲贝聿玿的书画展，从8月22日起在被称为“文化一条街”福州路上的“上海笔墨博物馆”正式对外展出。这次展览不同往常，受场地限制，作品只能以小尺幅镜片为主，但不少书画和图片都是第一次公开展出，再加上其中有不少个人经历和史料，反而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两老的工作、生活和艺术生涯。

父亲是安徽歙县人，与陶行知先生是同乡挚友，都是十六七岁就离开故乡外出学习、谋生。虽然他学习的专业是绘画艺术，但受陶行知思想和理念的影响极大。陶行知先生有一首诗谓之《为老百姓而画》，他写道：“为老百姓而画，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画。跟老百姓学画，教老百姓画画。画老百姓，画老百姓的爸爸，画老百姓的妈妈，画老百姓的小娃娃，画出老百姓的好恶悲欢，作息奋斗，画出老百姓之平凡而伟大”。父亲知道后奉为至理名言，马上抄录下来，随身携带。近百年过去了，这些话在现在来看也不过时，画家应该到百姓中去，要深入生活，这样创作的作品才会接地气。这次画展中的国画“农人”“码头工”等就是描写劳动人民形象的代表作。父亲很重视画大众喜闻乐见的图画，创作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早年陶行知先生曾看到父亲画了一幅东汉高士严子陵先生像，当即提笔题诗一首“垂竿古渡头，无饵亦无钩，鱼儿爱知己，群来竿下游”。父亲非常高兴，以后还以此诗画了“鱼乐图”等多幅作品。父亲曾经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留学，回国后画风为之一变。他有素描、油画等西洋画的基本功，但是又从来不简单西洋化，而是在扎实的传统根基上“化”了“西洋”，充分糅入到民族优秀传统之中，进而形成了自己浑朴、醇厚、静穆和大气的风貌。

陶行知先生毕生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放弃高官厚禄，投身于平民教育。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创办了南京“晓庄师范”、重庆“育才学校”和上海的“山海工学团”等学校，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父亲追随陶行知先生，不仅应邀去学校义务任教，而且在学校经费发生困难的时候积极组织画展卖画支教。在这次展览中所展出的“育才之友国画展目录”中，就有著名大师徐悲鸿一下子拿出十幅画来帮助重庆育才学校，可见当时艺术家们对陶行知先生教育事业的热情和境界之高。

这次展览会上还有一件珍贵的展品是一九四六年陶行知先生写给我们家的亲笔信，这也是他最后一年在上海住在我们家的文字记载。不久，由于长期奔波劳累，陶行知先生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父亲闻讯后立即赶去并受郭沫若先生和家属的委托，当场为陶行知先生复制了手模和面模以供后人瞻仰。陶行知先生一贯主张并身体力行“手脑并用”的教育思想，曾说过“人生两件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如今他的手模、面模已被评为国家革命文物，连同他的“手脑相长歌”成为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同时，为了继续弘扬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精神，在陶行知先生逝世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父亲回到故乡，在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利用自家的祖宅办起了一所让贫苦孩子能够读书的义务小学，这就是当时全国第一所以陶行知名字命名的“歙县行知小学”，受到家乡广大劳苦大众极大欢迎。每当同父亲谈及当年办校和孩子们的故事，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并表示这只是他们这代人为了纪念陶行知先生而应该做的一个实际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快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父亲从南京大学被调往上海筹建“中央卫生部医学模型制造厂”，并任厂长。其间父亲克己奉公、克服困难，运用自己在德国学习的专业知识，在王淑贞、颜福庆、倪葆春、沈克非、穆瑞芬等一大批医学专家的帮助下，组织设计、生产了大批医学教学模型，不仅及时供应国内各医学院校，还通过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销往海外国际市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模型厂同针灸专家陆瘦燕等中医界专家合作，开发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光电显示“经络腧穴玻璃人”模型和“中医脉象”模型，填补了国内空白，荣获国家工业产品大奖。

今年是父亲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每当我缅怀起这些事迹和成就，回想起父亲在学习及工作中对待困难的态度时，就会想起陶先生近百年前说过的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我想这就是父亲他们这代人的理想和信念，是他们的精神和力量之源，也是他们终身不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