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同行好友谢天振

桂乾元

笔者的同行好友谢天振突然因病辞世，令我不胜悲痛。生前他是上外高翻学院的教授和博导、《中国比较文学》主编和《东方翻译》执行主编。他匆匆驾鹤西去，使我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界失去了一位大师，我失去了一个亲密的同行和交往几十年的朋友。今年春节前夕，我们还在他办公室喝咖啡聊事……至今，他当时为我斟请咖啡的动作，说话时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想不到三个月后，他竟来不及说一声道别，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因疫情我没能送他最后一程，实为终身之憾。

我和天振（我们年龄相仿，他比我小几个月，故我们以名相称）因“翻译”相识相知而成好友。1980年代初，学校科研处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科研报告会，我们翻译研究圈内的人就有机会见面相识。我同他真正熟悉相知，是在1986年前后筹备成立“上外翻译研究会”的那段时间。作为筹委会的负责人，我负责搭建领导班子和联系未来会员的事宜。他是成立该会的积极分子，我们一起商讨研究会的章程，一起为落实各项具体事务和筹备召开成立大会而四处奔忙。特别难忘的是，为汇编展现上外翻译研究会那几年科研成果的《翻译论丛》，我们俩“协同作战”的情景：我们商定除了征集本校各系翻译教师撰写的论文外，还诚意向我国译界和翻译研究界的几位名家约稿。我负责联系上海翻译家协会时任会长草婴先生撰写“序言”，还向罗新璋、刘宓庆、郑克鲁等名家约稿。他负责与方平、杨武能、许钧等名家联系组稿……

天振不仅善于交际，且热心助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工作没多久就积极从事翻译和翻译理论的研究工作，并经常在自己家里举办“翻译沙龙”。参加者大多是在上外执教翻译课的青年教师，也有他的对翻译和翻译研究感兴趣的学生。我也曾应邀参加过两次这样的“翻译沙龙”。不少年轻的翻译教师盛赞他给了他们翻译理论启蒙。2017年初，我托他转给《东方翻译》编辑部一篇介绍有关德国“诠释翻译理论研究”的文章。他要我约该文作者、上外贤达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见面谈谈。他对她谈了很多有关经验，那位青年教师受益匪浅。他乐于与年轻人“聊天”，关心他们的成长。

天振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便是他的勤奋好学和远见卓识，以及擅长多向思维而常有创新的独到见地。他毕业于上外俄语专业，当过多年中学教师，后攻读俄语硕士学位，还努力学习英语和语言学。他常常奔忙在外，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为高校学生作讲座。除了他在教学和培养博士人才方面的功绩外，他还撰写了许多学术论著，对我国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曾在《上海文艺》杂志上载文呼吁为中国翻译文学寻找归宿，从多方面论证中国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1999年，他创立了开辟翻译研究新天地的“译介学”。诚如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该书的出版，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新层面，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天振研究翻译和翻译理论，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不仅能跳出比较文学和翻译的固有天地，就像如今流行的“航拍机”一样，在高空中俯瞰整个大局，而且能联系历史前情和国外情状，真可谓高瞻远瞩而有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