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水印室的“钉子”

李诗文

2000年左右，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引进了一批青年编辑：汤哲明、时洁芳、徐可、黄剑、张春记、漆澜、王彬、邵仄炯以及我悉数在列，郑名川作为朵云轩的特招同批进社。

那时朵云轩和出版社还没分家。我的专业是油画，在第一编辑室做西方绘画的编辑；名川的专业是国画，在木版水印室从事勾描。做编辑，看似整天浸淫于书画，但基本属于临川羡鱼，看着眼馋，没条件动笔。但名川不一样，上班就是画画，案头上笔墨纸砚，一应俱全。那时名川很结实，宽宽的肩膀，一口整齐的板牙，没有传统书画圈的才子文弱气，性格沉静，憨厚和善。因为专业相近，年龄相仿，我们一些青年编辑午休时除了散步，就喜欢凑在名川的勾描室，摸摸纸，弄弄笔，翻翻书，聊聊天，缓解一下编辑工作紧绷的神经，偶尔也铺纸挥毫，一过手瘾。

名川从附中到本科，在中国美院修习了八年。我在策划选题时，常常通过名川约到一些国美系的作者。书出版了，编辑样书自然一起分享。

与名川交往久了，看他整天埋头勾摹古画，从未见过他向我们展示过自己的创作，我心里很是疑惑。有一次，下班后，名川约我到他家一聚。在我的一再央求下，他找出一幅他以前临摹的宋徽宗的花鸟，一看用笔、设色精致入微，果然好功夫!我不禁有些怅然，替他惋惜：国美国画系是一流专业，大师辈出，考进去非常难。名川八年苦修，如今功夫全用在勾摹古画上，于创作却难以畅所欲为。晚饭后，名川担心我路远回去要晚，蹬着自行车硬是把我送到了地铁站。

2002年，恰逢朵云轩要着手复制海派大师任伯年的巨型作品《群仙祝寿图》，四处寻求刻版所需的特大块梨木。社里由马荣华副总编带队，我和名川一行人坐单位的车同去山东出差，我们到临沂毕昇印刷厂监印，他们在印刷厂的牵线下去平邑选购大尺寸的梨木板。与他同行的是木版水印室刻版的一位蒋老师傅。可见，那时名川的工作范围已不仅限于勾描了。事实上名川进社后即作为朵云轩的木版水印的重点培养对象，并逐渐走上管理岗位，担负起朵云木版水印的传承重任。不仅如此，编辑的活也没少干，名川参与了社里的出版策划、编辑，甚至作为作者撰稿，出版了一些中国经典绘画的畅销图书，如推介晋唐宋元绘画的《国宝在线》系列丛书等。

因为经常去名川的工作室串门，看见他忙忙碌碌，以及张贴或堆放在工作室里的各种用来勾描的《群仙祝寿图》复印稿，也算见证了这件杰作从无到有的复制创作过程。线稿勾描对于作者技术的要求自不待言，对毛笔的敏感度要求也特别高，所以画笔都非常好。近水楼台，至今我还珍藏名川送我的他勾描画稿用秃的毛笔，我正好用来画水彩。木版水印《群仙祝寿图》经过名川和他的同事们历经8年的精心研究制作，终于在2010年世博会上迎来盛大首展；也在那一年，我离开了心爱的朵云轩。

现在回首，不禁感慨：有时不经意间，一些重要或者非常有意义的事就在身边发生着。那里是朵云轩，是上海书画出版社；那里的氛围、传承、积淀在不知不觉中催化、发展、成就了许多的人和事。

去年秋天，我参观邵仄炯的个展在门口遇见名川一家子，寒暄之余，惊讶地发现他有些消瘦，四十几岁竟满口凋零。他看出我的惊愕，瞟了一眼身旁的妻子，依然嘿嘿笑道：“老婆打的。”我懂名川的幽默，劝他不要过于勤勉，身体为重。

近些年，像我一样决意退而结网、专于绘事的伙伴都陆续调离了，而名川像颗钉子拧进水印室木板里了。每次乘车从延安高架上过，我都忍不住地瞻望高架旁的院落里的那几幢青灰色建筑，想起当年午间散步的如云彩一样弯曲的鱼池和池畔丑怪的石榴树，自然也会惦记起名川以及其他依然守在那里的久违的师长和同事。

朵云轩慧眼能“识宝”，也能“识人”，善于从社会上发掘各类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