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一年

张怡微

开学一个月来，终于有了一些秩序的安定感。想起年初，恍若隔世。单位里发了口罩，便利店也不再缺少消毒用品，在电梯里总有人说，现在感冒的人好像也变少了，因为卫生习惯养成了。餐厅、百货公司热热闹闹，但远门是出不去了，总觉得还是家里安全。

这样特殊的时候，灾难还没有真正过去，静下来想想常识与通识，有两件事曾对我的影响很大。

读博士的那几年，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商业医疗保险的额度每一年都超量完成。我最常去挂号的医院科室，是“热带科”，在有的医院也叫作“热带感染科”。在“热带科”，我看过扁桃体的反复感染、膀胱感染、尿路感染甚至是鼻翼感染。有一次，一位医生非常认真地给我看他的显示屏，上面有许多非常长的英文单词。他告诉我，医院有这样多可以使用的抗生素，我用的抗生素已经从一开始的初阶吃到了中阶，目前问题还不是特别大，但也要谨慎起来。他告诉我，像我这样反复被感染的病人，大约300个人里才会出现一个……然后我问医生，为什么这些病看的都是“热带科”，他就笑了，说，“不然你要看哪科？”我也笑了，假装自己听懂了。那时我二十八九岁，好像是个挺爱看书的人，但对“热带医学”的了解几近于零。第二件事，也是在多年以前，因为一起输入性的H7N9病例事件，引发过一场学生争论。当时我对于流感的了解，也就停留在“流行性感冒”。我听说过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甚至还在一本极其冷门的书叫《闯关东的爱尔兰人》里，津津有味地读到过当时远赴重洋的华工，是如何给自己死于战争或流感的同伴刻墓碑，他们曾一起在圣诞节的时候观看教会组织的京剧表演……但这些纸面上稀奇的了解，从未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像许多争论一样，事情过后，我失去了一些朋友，也与另一些人成为了朋友。这两件事像阴影一样留在了我的心里，好处是，我知道自己在某方面是极其无知的，此外养成了戴口罩的习惯，以及在书包里放一些酒精棉片。

去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通识性很强的书：《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让我了解了一些曾经遇到又避开的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热带医学”、什么是“热带病”或“亚洲霍乱”的污名、为什么殖民地的医生收入和社会地位高……以及在贸易重商时代，人的流动、疾病的迁徙与帝国权力、经济体系的互动历史。疾病和死亡是人人都不希望发生的事，但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迁徙在带来经济繁荣、文化融合和社会转变的同时也带来了代价，这种代价，是疾病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范围传播，引发社会危机。

“现代公共卫生”这一看起来特别平实的词语，牵一发而动全身。个别的会议和零星的卫生措施根本无法应对国际规模的流行病。我们甚至要从多洗手和互相提醒不吃野生动物这样的事起步，但我们应对的问题，却可能是死亡、失业和歧视。《医疗与帝国》中明确地提到，人类经由疾病的威胁决心重估社会资源分配的事一再发生：“19世纪的霍乱在英国的暴发，使得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穷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建立新的卫生体制，从而带来英国公共卫生的诞生。霍乱和黄热病的暴发也迫使欧洲、亚洲和美洲建立现代检疫体系……有关疾病之传染性及其地理上与动物学之起源的争论，在当代关于‘非典’、艾滋病及猪流感之起源与传播的辩论再度变得重要。”是传染性疾病让贫穷、愚昧、谎言和偏见无处不在又无处藏身。这是“现代公共卫生”——这一我到三十多岁才从零开始学习的“常识”。个人公共卫生的应急准备应当包括不断地学习。好在这几年网络公开课发展迅速，想要给自己补课并不是难事。

这段特殊的日子里，书本、身边的人都无时无刻不带给我良善的教育和启迪。正常生活、正常上课、正常工作，看起来那么普通的事情，却越来越让人感到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