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珂银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曾随母亲去湖北随县探望在部队工作的父亲。由此在当地的县中学借读了一学年。由于我在上海有过参加文艺小分队的经历,很快就加入了这里的文艺宣传队。不得不说,虽然是一所县立中学,但排练节目和对演员的要求却丝毫不逊色。唯一让人吐槽的是道具和戏服的简陋,因此而出的洋相,常常令人啼笑皆非。
比如。跳民族舞通常需要一件小马甲,我们都是自己带一条黑色的长裤,演出时将裤腰挂在背后,再将两条裤腿搭在胸前,然后系上围裙,瞬间裤子就变成统一的黑色小马甲。我头一次穿这样的“大兴马甲”跳舞,偏偏一只裤脚管就露出来了。听到台下有人大声笑说,哈,原来是裤子冒充的呀!面孔便涨得通红,撒腿跑回后台。老师帮我塞好裤腿重新系紧围裙,说,没事,上台吧!下场后,我还在为自己出了洋相而耿耿于怀,不想,后面的演出中,演铁梅的小姑娘比我还搞笑。她唱那段“仇恨入心要发芽”时,要表现铁梅愤怒仇恨的情绪,因过于投入,竟一把将那条大辫子扯了下来。那时没有头套,这条假辫子是用头绳接在演员发尾上的。于是,观众们哄堂大笑,好在“小铁梅”久经沙场,任凭场下哄笑、喝倒彩,并不受干扰,手里抓着辫子,照样完成了这段唱腔。
那时候,学校文艺队常常要送戏到村里,有一次去一个生产队演出,布置舞台时,发现漏带了一块“智取威虎山”的背景板。有位男生多才多艺,立马找了一块板子,拿油漆又重新刷了一块。演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把这块新道具板放到台上去,不料,新画上的油漆尚未干,演栾平的演员在背景板前面摇头晃脑说台词的时候,脑袋往后一仰,突然,头上的帽子便粘在画板上了。就在他愣神之际,台下村民凑趣了,有人居然将一顶帽子扔上台来,说,算了吧,那个黏糊糊的,就用我这个吧。“栾平”也不客气,拾起帽子扣在头上,继续演得有板有眼。
一个村一个村的轮番演出,便有村民跟着追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粉丝”。有一回,演一出《重逢》的戏,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兵来村子里抓了一个劳工,老母亲拼命要夺回儿子,拉扯中母亲拽下了儿子的一截衣袖,多年后母子俩便是凭衣服与衣袖拼接相认了。这出戏里,衣服和衣袖自然是需要反复使用的重要道具,所以袖管与肩的拼接部位是用胶带粘上的。但不知怎么搞的,那次演出中,老母亲还没来得及上来扯,儿子与日本兵在推推搡搡中衣袖已经掉下来了。然而,“老母亲”到底老到,她上场来,捡起衣袖,道,儿呀,你就穿这样的破衣服离开家了,为娘的对不住你呀!于是,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粉丝”们对我们的几出戏早已耳熟能详,当然知道“老母亲”即兴改了台词。说来好笑,通常我们在台上出了洋相,台下的掌声比我们正常的演出还要鼓得热烈。有观众竟然说,你们出洋相也是节目,而且是挺逗乐子的节目。
当年的文艺队里不过都是一些十四五岁的少年,之所以能在台上镇定自若,发挥出色,或许正是道具的简陋锻炼了他们的临场应变能力。当然,更没想到的是还会成为观众期待的逗乐子节目。至今想起,依然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