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畔岁月稠

游国恩

1964去江陵，路过武汉东湖屈原塑像前

90年代初重访北大

北大红楼

1961年的北京大学（摄影 林西莉）

1961年，准备参加国庆游行的北京大学方队（摄影Cecelia Lindqvist）

游国恩版《中国文学史》

◆王纪人

自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设立“中国文门”起，北京大学中文系已有110年的历史。它伴历史的烟云而生，始终绵延着家国情怀，秉承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血脉。本刊特约文艺评论家、上海师范大学王纪人教授回忆其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北大中文系求学的经历，特殊的年代，亦未失其创办之初的宗旨，“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编者

幸运“中举”

1962年7月，我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担任古典文学助教近一年，北京大学传来消息，说是游国恩教授要在华东地区招收一名研究生，又听说其他大学也有寄来招生通知的。中文系副主任覃英要我去报考北大，我在短暂的复习期间去请教同一教研室的马茂元先生。马先生在当时是学术明星，他的《楚辞选》《唐诗选》风靡全国。他说在答题时要显示出有较扎实的功底，其他也没什么窍门。

古典文学的试卷和俄语试卷是密封寄到学校的，由执法很严的教务处监考。专业试卷中有一大题是考“赋比兴”的，而我在做助教时恰好上过辅导课。由于这道题正中下怀，就大大发挥了一下，弄得时间也不够了。监考老师见时间已到要抢卷，我只得在试卷的答题旁注明：“时间来不及，只能写这些！”估计是这道题的答卷和旁白打动了游国恩教授，俄语也过了合格线，不久北大便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临走时向覃副主任告别，被好好勉励了一番。再告别父母和未婚妻，提早了十天坐火车到北大报到。开学后便由青年教师费振刚和高一届的学长李文初带去拜见游国恩导师。

名师荟萃

游老师是江西临川人，而临川乃历史上著名的才子之乡，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就是临川人。游先生此时年逾花甲，一派学者风范。

研究生楼在宿舍区十九斋，文理科生都住这栋三层的宿舍楼。从此一室三人，各宗其师，青灯黄卷，寒暑苦读。那时北大读研都是师父带徒弟似的，每届一个导师仅招一名学生。导师也不授课，与研究生互问互答就是课了，我想悟道也就是这种方式吧。

同寝室一位是高一届的，跟吴小如先生学明清文学；另一位同届，跟杨晦教授学古代文论。吴小如是中文系讲师中唯一有资格带研究生的，没什么架子，常常亲临宿舍找他的弟子，用一口京片子耳提面命。除了中国文学史专业，他还是京剧的行家里手。游老师住在燕南园的一栋美式别墅里，一般都在有壁炉的客厅里接待学生。当时他很忙，白天在专家招待所上班，领衔主编中国文学史。共同主编的还有来自中山大学的戏曲史论家王季思教授、来自山东大学的唐诗专家萧滌非教授，还有北京大学本校的季镇淮教授。费振刚虽然只是“青椒”，也作为主编之一。

因为导师忙，我每月只去见他一两次，向他汇报近来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和疑问，他的回答都要言不烦。游先生当时给本科生开《左传》选修课，我作为研究生自然要去旁听，觉得相当严谨，言必有据。我读的是中国文学史专业，但也只能以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主。《诗经》是从头读到底的，《颂》《大雅》比较难懂，与导师见面时常要请教。《楚辞》因是导师的最强项（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游国恩楚辞论著集》全四册），自然更是用力甚勤。除书店已买到的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清代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外，在北大图书馆能够找到的各种注本也全部借来，一一摊开在宿舍的课桌上汇注于一本16开的笔记本上，发现前人也不无疏漏之处。游先生的《楚辞论文集》，时时需要参照，是最重要的案头书。《史记》我也读了大部分，写过有关司马迁刻画人物的分析性文章。但游教授显然不喜欢这类论文，偏向考证性的论文，在对作业的评分上也就有了区别。

1963年12月游先生参加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在都立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做关于屈原和楚辞的学术报告。返国不久，一次坐轿车外出开会，被另车撞击弹开了车门跌出车外受伤。我和师兄闻讯后赶紧去探望，见他一只手上绑了石膏，显然是骨折了。当时北大学术气氛很浓，中文系经常有外校学者应邀来讲学。夏承焘的词学修养自然了得，板书也很潇洒，可谓龙飞凤舞。顾颉刚由周总理请来住北京校点古籍，他讲什么题目忘了，但我独独对他的酒糟鼻印象深刻，跟鲁迅《故事新编》里描绘的“鸟先生”一模一样。

本校的林庚先生也赫赫有名，他是唐诗专家，讲课的仪态比较洒脱，更多诗人气质。因为皮带束得松，上课时常常会提一下裤腰。他是中国现代派诗人之一，早年却是由清华大学物理系转读中文系的。他家住燕东园，园子里放了一张乒乓桌，有时我们路过会看到他与别人在打乒乓。

当然，我接触最多的自然是自己的导师游国恩。

秉笔弘道

游国恩先生早在上世纪20代读北大本科时就开始从事楚辞研究，l926年毕业，北新书局就出版了他撰写的《楚辞概论》，1928年商务印书馆把该书收入《万有文库》和《国学小丛书》，流传就更广。游先生后来写的关于楚辞的论文，生前有过两次结集，一次是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另一次为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的《楚辞论文集》，含上下两卷，上卷全采旧作《读骚论微初集》，下卷是后来写的论文。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改名为古典文学出版社，我当年购得的是1957年以古典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楚辞论文集》。《楚辞论文集》对屈赋作了考源，除了文体学意义上的，更进一步从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和历史观念四方面去论述，这在他早年写作的当时，应该是相当具有现代学术意识的，但又不同于当下某些学术著述的凌空蹈虚，生搬硬套。

近现代以来，曾出现过史无屈原论。如晚清的经学家廖平和现代的疑古派胡适。胡适在《读〈楚辞〉》中说：“屈原只是一个传说”。因为在司马迁之前，并无其它史料记载屈原之事，《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首次提及且评价极高，但行文之间不无抵牾之处。他推测屈原只是汉儒们根据民间传说拼凑起来的一个榜样式的人物，也即“箭垛”。对“史无屈原论”，闻一多、郭沫若和陆侃如等人都坚决反对，并力证屈原在历史上确实存在。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了《离骚》和《涉江》残简，至少证明了《离骚》与汉初的刘安无关。游先生在他研究《楚辞》之初，就认定有屈原其人。但他的贡献更在对屈原的生平作了比一般学者更为详尽和有说服力的考论，如在《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一文中，考略了屈原放逐的时间和地点，明确提出，“屈原之放，前后两次：一在楚怀王朝，一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嘗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这就解决了《屈原贾生列传》的模糊之处，也理清了屈原的生平，并能与楚辞中的相关篇章相对应。他甚至列出了屈原年表，制作了楚辞地理略图。在现代时期的楚辞研究中，游先生对屈原生平的考证、楚辞中屈原作品著作权的辨析厘定，以及对《离骚》《天问》《九章》《招魂》《九歌》等作品中的疑难问题的解答及内涵阐释，均显示其握有广博的中国古典学知识、融汇贯通的学养和游刃有余的剖析能力。《楚辞论文集》是一部倾注了游先生许多年硏究心血，并对楚辞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成果。他把训诂、考据、义理熔于一炉，并在现代中西学术交流的背景下，把中国阐述学的运用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游先生自1931年以来在大学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由他领衔并与其他几位学者共同主编，以及北京几所高校的部分教师和研究生集体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终于在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经出版，就为中国绝大部分高校采用，数十年来已发行200万册，在中国教材史上，其受众之广、使用之久，公认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也可能后无来者。游先生作为第一主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贡献了他的学识和智慧，功不可没。

峥嵘岁月

在研究生第一学年下学期时，我被推举为班长。因为人数少，中文一二年级研究生作为一个班，三年级算另一个班。当时北大的研究生都是从本科生中选拔直升的，当导师对直升的不满意时，才对外招考。这是进校后同学之间熟悉了，才告诉我的。能够被选为班长，也说明大家对我不见外。研究生也有政治学习，也经常要过“民主生活”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更是往重里说，什么小资情调啦，自命清高啦，都是很合适的帽子。但同学之间都很友好，在人际关系上没有发生什么化解不开的矛盾。

到了1964年，我们与中文系部分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北京搞了两个月“小四清”，结束返回北大，还没看完几本书，“大四清”又开始了。研究生和当年的“青椒”又与本科生混搭去了“千里一日还”的江陵。经过好几个月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和扎根，我们终于告别江陵这个历史悠久却依旧贫穷的地方。回到北大正惦记写论文的事，没想到北京大学也已受影响，一切都乱了套。

在北大的经历是值得纪念的，那是名师云集的最高学府，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发源地。记得我们在参观沙滩红楼的老北大旧址时，就是满怀激情的。只是因为当年运动不断，正常的学习难以为继。最后大家黯然伤神地只领到了一本毕业证书，带着遗憾向敬爱的导师挥泪告别，再向时常经过的未名湖和湖畔的博雅塔道声再见，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门口有雄伟石狮的中国最高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