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外婆讲那些红色往事

郦 亮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总是想起外婆钟雪影，想起她神情泰然地向我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红色往事。她喜欢对我讲这些事，一方面可能因为我懂事较早、略通历史，另一方面，这些红色往事早已成为我们家族史的一部分，是家风中最引以为荣的。

外婆出生在西药房商人之家，太外公在上海有些产业，家境可谓殷实。外婆他们兄弟姐妹四人，大弟钟沛璋，妹妹钟雯娟、小弟钟信耀（后因革命需要改名为陈古海）。按照太外公的设想，把孩子们送去读大学，培养成人，以后可以继承家业。但他没有想到，孩子们在学校里接受了进步思想，外婆的三个弟妹在抗战期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英勇的地下党员。

外婆并不是党员，三个弟妹保守党的秘密，没有向她说出真相。但外婆是个敏锐的人，当她看到三个弟妹经常聚在大沽路411弄4号的家里开会，也经常有一些儒雅热情的青年人（新中国成立后她知道里面有吴学谦、李琦涛等人）进出老宅，她就知道这些青年人都在做进步的事业。外婆虽是家里的大小姐，但她理解革命，也暗暗支持着革命。

“你大舅公钟沛璋还以为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哩，但我并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已有所察觉。”这事是很多年之后外婆告诉我的。有一次大舅公将一份秘密文件放在衣服口袋里，结果外婆在为他洗衣服时不慎将文件浸湿，外婆预感这文件可能比较重要，所以就把它晾干，不声不响地又放回衣袋里。其实大舅公当时也已知道外婆的用意，在外婆去世后，大舅公曾撰文讲到此事，感慨外婆的善解人意和对革命的默默支持。只是在非常年代，姐弟俩心照不宣而已。

有一件事是外婆颇为得意的，这也是后人评价外婆机敏、锐智、勇敢的最佳佐证。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地下党的搜捕和迫害持续升级。也就在这个当口，大舅公在上海主编的宣传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的进步刊物《青年知识》被察觉，特务直接到大沽路老宅搜查。当时所幸两位舅公都不在家，但特务的到来预示着老宅已经被盯上了，他们完全可能来一出蹲守的戏码。

外婆当时觉得最紧要的就是尽快通知两个舅公不要回家，迅速撤离上海。可是当时没有手机，在茫茫的上海，如何以最快的速度送出警报呢？外婆知道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小舅公陈古海当天有课，她就甩掉特务，直奔圣约翰寻人。到了学校又有一个问题，偌大的校园，又怎么知道小舅公在哪间教室？外婆急中生智，通过在各个车棚里寻找小舅公的自行车以确定小舅公的方位，第一时间通知了小舅公，让他快走。最终大舅公和小舅公都撤离上海，而未能及时撤离被逮捕的一些地下党员后来在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被杀害。

很多年后两位舅公还在感叹，外婆对整个家庭、对革命事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如果不是她的锐智和勇敢，他们可能早已被捕牺牲，也就没有办法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

当然，在诸多红色往事之中，外婆最引以为荣的就是亲手缝制了迎接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这件事情在她心中的分量极重。1999年上海解放50周年，在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时外婆还重点谈及此事。1949年5月上海临近解放，当时大舅公钟沛璋受党组织的指派，负责筹划上海迎接解放的宣传工作。一天他告诉外婆，他们需要一面巨幅红旗。外婆立刻告知在绸庄当会计的外公唐泰来，外公之前已有准备，很快就带回家整匹的红绸。是夜，外婆和太外婆还有几位其他女性家人连夜缝制出红旗。1949年5月25日，上海四周枪炮声此起彼伏，当东方一轮红日升起，人们抬头看到上海跑马厅（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钟楼上，上海人民宣传队员已经挂上了鲜红的解放大旗。这正是外婆她们亲手缝制的旗帜。这旗帜成为上海人民迎接解放喜悦之情的一个象征。

外婆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4年了。这位机智勇敢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位“红色老太太”，却总是与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站在一起。每逢党的生日或者国庆节，我都会想到她，想起她对我说的那些红色往事。是的，老一辈革命者正在凋零，但他们也在中国延绵不绝的红色事业中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