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获得的奖章(左)和母亲获得的奖章(右)
◆侯宝良
我珍藏着两枚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奖章,对我来说,它们是长辈对我们这些后人的言传身教,是精神传承的无价之宝。
一枚是1963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颁发给外公的“先进工作者”奖章。外公是煤炭行业的普通送货工,那年已五十多岁,他平时工作勤恳、任劳任怨,每次送完货总是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一次,刚送完煤的外公在狭窄的楼道里与人擦肩而过,那人端着的一锅汤洒了。外公不顾自己被烫伤,一边道歉一边拿出自己的钱和票证来赔。我知道后心中不愤,走道那么窄,发生碰撞两人都有责任,凭什么外公被烫伤了还要赔钱?外公却对我说:“你记住,做人不许气量小,为小事多计较要影响将来做大事的。”外公讲不出大道理,但他用实际行动为我们这些小辈诠释了做人的道理。因为外公为人正直,与人为善,工作勤勉,襟怀坦白,单位里的人缘极好,后来被评为了上海市的“先进工作者”。
另一枚是1965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颁给母亲的“五好职工”奖章。母亲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那年38岁。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像外公,话语不多积极肯干,常常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由于工厂离家远,母亲不能每天回家,只有等厂里安排她上夜班,才能在第二天一早,夜班结束后回家。有一天,她刚回到家,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匆匆忙忙地拿起拎包,打算回厂。“路这么远,有啥事体还是先打个电话吧!”我给她出主意。妈妈说有一些布的质量问题没交代,要是被当作正品出厂就是事故。她找到公用电话,打电话告诉班组同事。回家想想还是不放心,妈妈说:“我是党员,首先应该关心事业。”说完还是出门回厂去了。难得回家一次,在家没待几分钟。好在我们有外公、外婆照顾,她才能一心扑在工作上。
母亲很少谈厂里的事,许多她的事都是我从她同事或经她带教的外地同行来家里时听说的。记得有一年,有批兰州棉纺业的同行来上海学习取经,临走时有位小王阿姨特意来我家,依依不舍地与“师傅”告别。小王阿姨说着、说着,动情地流下了眼泪。原来由于语言交流不畅,小王学得很慢,特别是纱线的接头方法两地不同,影响了产品质量,母亲常常下班后让小王留在身边,手把手地耐心教,直到她学会。临走时,小王阿姨拍着我的肩膀,鼓励我向母亲学习,将来也有出息。后来听说小王阿姨因为这次来上海学习,学会了很多技术,回去后成了当地的生产能手。
两枚奖章奖给了一对父女,是对他们的辛勤付出作出的肯定。外公去世近四十年了,母亲今年九十五岁了还健在,她在养老院里仍然严于律己,经常询问居委党组织的信息。我经常会想起外公和母亲的教诲,对照自己的人生之路,于无愧中感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