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鲜战场上入党

杨仲钧

1949年12月，16岁的我由团县委推荐、县委介绍到苏北军区机要训练大队参军。1950年4月，我们大队并入南京华东军区青年干校。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1月，我先被分配到军委炮司，后到司令部机要科。部队是由步兵新改装的，担负着抗美援朝任务。

几经波折，我们终于到达了朝鲜，向前线进发。出国时发给大家个人携带的一长袋炒面粉，淋雨后已发霉，伙房里的一点高粱米已不再煮饭了，只煮一锅高粱米汤供大家拌炒面粉吃。菜也断了。在伊川，我们住在防空洞。防空洞，它是在山坡的平地上挖一个坑，上面铺一排树料，再堆一层土，旁边开个门就成了。建得好一点的，里面四周都竖排着树料，可以直着腰进去;一般的都得弯着腰进去，进去以后不能站立。有的被炸塌的防空洞，为了过夜，爬也得爬进去。团首长住下后电台与上级机关以及配属步兵部队的联络便开始了,“敌情通报”“战况通报”“战果通报”“请示报告”等电报就一份份经过我们翻译向首长们呈送着。我们把美军丢弃的机枪子弹箱当作凳子和文件箱，把装密码的皮包放在膝盖上当办公桌，就这样工作着。粮食补给上以后我们继续向前线进发，一路上向前推进的部队很拥挤，到宿营时周围还是那么多汽车、大炮、坦克、马匹和步行的队伍。

到达芝甫里后，我们接到命令停止了前进。冲锋枪、步枪声一阵一阵地从对面传来。敌人的炮弹也散乱地在我们周围爆炸。这里的防空洞很少，两间破草房一间成了伤员临时收容所，另一间草房成了司令部的指挥所。战斗激烈地进行着。外面下着毛毛细雨,电报一份接一份地送来。现在机要组只有我和通讯员两人，没有隐蔽的地方去翻译，我就和通讯员把一个破牛棚当作“办公室”。机枪声、步枪声、炮弹爆炸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这一夜。

入朝后的第一个冬天，白雪茫茫。我们的工作量直线上升，收报、发报几千字、几千字地送来，全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由于吃了臭鱼罐头,许多人得了痢疾，我也是其中一个，一天拉痢一二十次，没有卫生纸，用宽树叶擦，肛门都破了，人都站不起来了，但是一份份电报还是坚持着翻译出来。

1952年农历正月初一上午，我们机要组和电台的同志从伙房领回了面粉和饺子馅，正准备包饺子下锅的时候，几架敌机突然在我们南侧轰炸扫射，我附近的高射炮群立即还击，当即击落一架。我们接着煮饺子“过年”。

春天来临时接到命令，我们团调到中线铁原附近，团司令部驻扎在玉洞里。这里离敌人很近，敌人的野炮、坦克炮弹经常从我们头顶上空飞过，在附近爆炸。敌机也经常往附近的公路上投炸弹，破坏我们的运输线。我们的防空洞都建在背靠敌方的山坡上。雨季来了，防空洞到处漏雨，任凭你在顶上盖再多的草，堆再多的泥都不顶事。

1952年11月9日晚，我被吸收参加直属队党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大会是在团指挥所的山洞掩体里举行的。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机要组长李福利和电台台长白民善。经过讨论一致通过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一直在潮湿的防空洞里生活，身上的毒疮一个接一个，身体越来越消瘦，11月16日我被调回国内，到辽宁锦西师司令部机要科工作，从此过起了和平生活。

把自己曾担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的那段经历，称为在党的诞生地作“守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