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要“赋能”不要“负能”

姚丽萍

当“主角”，过瘾？没这么简单。

2019年8月，一款名叫“ZAO”的换脸App刷屏朋友圈，只需提交个人正面清晰照片，你就是“黄蓉”“郭靖”……一时间，大量用户涌入，服务器一度宕机。

今天，朋友圈里，不会再铺天盖地忙换脸了。为啥？人脸识别、指纹密码……闹着玩儿，生物信息泄露，太危险。事实上，最近演员刘昊然报警了，皆因被AI“换脸”这个新技术坑了……

本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一部国家大法，背后是社会经济生活、社会认知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调整。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句话用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太对了——“ZAO”，就曾让信息安全专家、全国人大代表邵志清忧心忡忡。2017年3月，邵志清已领衔提交议案，建议全国人大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构筑我国个人信息利用秩序，促进大数据依法应用。2020年3月，他再次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立法建议。事实上，最近5年每年3月，全国人大都会收到大量代表建议或立法案，建议国家立法遏制网络平台滥用公民个人信息。

近年来，生物科技飞速发展，指纹、虹膜、面容、DNA等个人生物信息广泛应用。虽然个人生物信息的获取、采集、存储和应用，在商业应用、社会治理及国家安全领域前景广阔，但因其颇具敏感性，一旦被非法利用，将对个人安全、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因此，一个共识是，将个人生物信息权纳入个人隐私权，生物信息是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作为隐私的一部分受到法律的保护，强化责任追究，加大对侵害公民个人隐私行为的处罚力度。

这样的思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可以看见。首先，立法界定了敏感个人信息——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因此，只有具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在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话说，敏感个人信息保护，最现实的社会效果，无疑有助于抗疫。流调，是科学抗疫、精准防控所必需，流调过程中，公民个人信息越是得到妥善保护，快、准、广的抗疫效果，就越可靠。

简单来说，一个人接受了流调，若被确诊，可以公布的是此人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必要信息，而不是个人隐私。如此，人们接受流调时，才敢说真话，否则，人人担心隐私泄露，结果怎样，不敢想。所以，若再看见网上流传不该被泄露的流调者个人信息，先别急着看热闹，该举报就举报，谁泄露了不该泄露的，谁造谣生事干扰抗疫，要承担后果。

同时，国家对App、“互联网+政务”及商业机构等各类平台采集个人信息行为实行立体式、全方位监测，限制过度采集，严惩非法滥用。立法特别明确，大型互联网企业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平台规则。

其实，网络平台依法规范自身，以及被全方位监管，都是“数字治理”的必然选择。

几年前，网约车很闹腾。有平台竟然拒绝将运营数据接入政府监管系统，导致执法成本倍增，即便公安部门出于办案需要，向平台索要数据也会大费周章。平台之膨胀，闻所未闻。

只不过，一个常识，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任何资本或技术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国家意志面前，资本再雄厚，也要有理智。

这样的认知，汇聚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新要求，也就不难理解最近5年每年3月，为何大量立法建议直指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终于，作为国家立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来了。

最后归纳一下，这部大法究竟要保护什么？不只是个人信息，更是你作为一个人，应该受到尊重的不被干扰、滥用、侵害的公民权利。保护这种公民权利，对于社会治理而言，作为工具的“大数据”，赋能，欢迎，负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