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上海人和他的两任英国妻子

两位老人在曹家渡咖啡馆的近影

《上海男孩上海女孩》书影

王正文与白丽诗中年时的合影

◆朱全弟

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也是生活的成功者。他与两位先后嫁给他的外籍妻子之间的故事尽管没有大江大海里波澜壮阔的情节，但也有湖水漫溢的涟漪。

他们的故事，是熟悉、了解，并最后选择终身生活在上海的外国友人热爱中国的生动写照，也是一位上海老人书写的传奇经历。

这是一位耄耋老人，老上海人。

那天，很热，他戴着礼帽，拄着拐棍，远远地走来。在曹家渡一家咖啡馆里，他和妻子白丽诗如约而至。他一张瘦削的脸庞，是有棱角的，还有清晰的思路，娓娓道来。

他叫王正文，看上去就是很有腔调的一个人。我问：“你们怎么过来的？”答：“我们现在出门都是打差头（沪语：出租车）的。”

及至交谈，他说自己过去在徐汇区业余大学教英语，评到副教授。他参加了编写英语教材，达12本之多，而他认为最难的是编写小学的英语教材。他还不无遗憾地说，自己应该是可以评正教授的，他能用英语流利写作，但是中文底子薄，这是软肋。

看！自信。但又清醒。

王正文外貌修长挺拔，说话处事果断。相比之下，他的太太白丽诗女士，矮小慈祥，虽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外籍教师的身份，却随意得多。我们交谈，她在旁边微笑着倾听，偶尔提醒一下自己的丈夫。哎，她的笑容，如温煦的阳光，云淡风轻，就是暖人。

王正文是典型的我们老上海人，健谈，我听着，不知不觉就走神了。

旧社会惨剧他亲身经历

王正文1927年生，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他打着手势对我说，第一次看见日本人，是抗战时期，日本飞机来轰炸上海，飞得很低，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得见飞行员，炸弹的气浪把他从床上掀了下来。王正文家里有6个人住在亭子间。他讲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往事。有一天，他要去上课，母亲叫他不要去了。他不懂为什么，后来听到婴儿的哭声，原来是妹妹降生了。可是母亲接下来的一个动作让他终生难忘：用毛巾捂住了妹妹的脸。他虽然小，却朦朦胧胧明白了什么，劝妈妈不要……至今他记得母亲对他说的话：你要我还是要她？再多一张嘴，拿什么给她吃？

王正文还有一个妹妹，在逃难途中，母亲带她出去，回来时，妹妹不见了，母亲手上拿着买来的大饼油条。就是那一天，妹妹被卖给别人做了童养媳。屋漏偏遭连夜雨，外婆也因饥不择食吃了日本人扔出来的馊饭中毒身亡。再后来，父亲被骗去到日本在东北的矿山卖苦力，三个月不到就离开了人世。

王正文一家在抗战时期，失去了四个亲人。这一幕幕惨剧，他永远不会忘却！

小学三年级，作为家中老三的王正文就开始打工为母亲分忧，赚一点钱贴补家用。五六年级时，王正文的成绩都是第一名，就是毛笔字不行，因为家里太小，根本容不下一张桌子。六年级时，家里再也无力供他上学了，他退学去做苦力，卖过报。想必是他聪明伶俐，他最后幸运地在德国新闻社做了一名邮差。

王正文说自己本来想学德语，太难，未成。早上送报，下午整理办公室，他利用空余时间学打字，原来用四个手指打字，办公室的外国雇员教他用双手十指齐动打字。之后，没想到，当时同胞中鲜有人会的这一技能，给他带来了就业机会。

他在北京西路德新社打短工，替代一个小伙子的工作岗位，送报、打扫，每天跑六楼，非常勤快。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上了这个中国小伙子。后来，小伙子来上班了，王正文就回家了。一天，老板喊他名字，下面的人告诉老板，已经打发回去了。老板一听，说，叫他来，增加一个人。

为中国而努力的英国太太

1950年，他入职美国《评论报》成为一名专职打字员，白天上班，晚上读夜校，学习英语。那时，他有薪水了，举家搬入石库门，房子里有窗户了。

他勤奋好学，反应灵敏，在夜校里赢得了英国教师埃利诺·斯科菲尔德的注意，两个人在上海结婚了。回忆起当时情景，王老先生说那是在闸北，登记处的人先后问他们两人是否自愿，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两人就领了证。

结婚后，一个吃饭的小房间，还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埃利诺把工作的写字台放到卧室，“她真的是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白天看书学习，晚上批改作业到深夜，”王正文回忆说，很难找到一个像她那样努力工作的人。他也因此无法睡觉，苦不堪言。直到后来分到两间房，才解决了睡觉这个问题。

王正文的父亲虽然做苦工，但有见识，一战时还到法国去做过劳工，回来后他就教王正文和他的哥哥学法语。王正文在1951年在上海外文书店、北京国际书店都做过打字员。后来，他也教过书，在长寿路陕西北路一家私人中学里，教过初三、高一英语的口语和语法，不懂的就回来问妻子，用他的话来说，反正有后台老板。最好玩的是，他说还教了5年俄语，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

自认为上海女孩的英国太太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正文先在徐汇区红专学院、后在徐汇区业余工大（后改为业余大学）教英语，还参加了编写中小学和大学一二年级的英语教材。

1983年，他的妻子因为心脏病去世。妻子生前曾经嘱托闺蜜白丽诗，自己过世后，要她嫁给王正文。

白丽诗也热爱中国。1943年4月10日，在上海出生的白丽诗过完10岁生日，家被贴上了封条，随父母一起被日本侵略者关进了龙华集中营。她和一家人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饥饿、缺水，没有洗澡，度过了800天囚禁的囹圄生活。

“有人采访白丽诗，她说到自己和家人是坐着大巴被押送进集中营的，年轻的采访者怎么也不理解，最后发稿时还是换成了卡车。其实，那是日本人不敢过分得罪英美人，主要是限制他们的自由。还有，外面的中国平民远比集中营里面的外国人生活得悲惨。”王正文在一旁补充说道。

抗战胜利，她前往美国上大学，然后又到父亲的故乡苏格兰深造，成为了一名教师。但是，她一直想念自己的出生地上海，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上海女孩。为此，她特意跑到香港教书。终于，等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不久，她获得了到上海工作两年的一个教学项目，由此，她认识了王正文和斯科菲尔德。回港后，白丽诗与她保持着通信往来。

斯科菲尔德过世后，白丽诗收到了王正文的信，从此两人又续上了一段异国情，她也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上海。白丽诗后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书直至退休。

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

白丽诗热爱中国，宣传中国。2002年两人合作出版的《上海男孩上海女孩》通过他们自己的经历，讲述上海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有一年她回去探亲，看见BBC竟然在一则报道中国的新闻中说：“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农村一点变化也没有。”还有新闻说：“中国没有教堂、红十字会以及私立医院。”如此幼稚可笑的报道，使得白丽诗觉得非常生气，她立刻写了邮件发过去指出他们的错误。

他们经常去国外旅游居住，有时候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穿梭往来，有了比较，更加热爱中国了。

白丽诗有一位同学曾经是美国驻中国大使，他曾在接受本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国家的人来到中国总要大吃一惊，或许你们的工作没做好。”而记者的回答却发人深省：“大使先生，如果我真实报道了中国的民情，我的报道或许会登在第36版。”

王正文和白丽诗现在依然住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很有年头的老式公寓里。要知道，白丽诗出生在上海时，英国父亲和美国母亲都在上海任教，一家四口人却有三个佣人，住的是宽敞舒适的三层洋房。但这对老夫妇对此安之若素，一派淡然超脱的神情。精神生活的层面远超物质生活，更何况，现在安定也是富足的生活已经令他们非常满意了。

王老先生讲现在钱已经足够用了，还花不完。他们每年都要去旅游，两人又合作写下了多部英文著作，活得有滋有味。

我好奇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在家吃饭以西餐为主还是中餐为主？白丽诗笑着指向王正文用中文说：他不喜欢西餐。脸上洋溢出满满的爱意。

王正文老先生已是耄耋之年，自己做饭炒菜，还教夫人学做中国菜。

王正文有一张照片，骑着摩托车，后面载着他的爱妻白丽诗。那是1984年，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在报道他们时专门拍摄的。他也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摩托车手之一。

王正文的一生中，只有两年到北京外文书店工作，主要是检查外来图书，而当时主要的进口渠道均在上海，后来他又被派回上海工作。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王正文和白丽诗，两人都是如此。退休后，去贵州探寻当年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在汶川大地震后造访四川，他们是旅游达人，也是写作者，更是宣传者，向国外读者展示他们生活所在地的美丽和伟大。没有豪言壮语，有的都是真实的画面和朴素的故事。

王正文手上还有一本自传，他很想能够翻译成中文，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同胞从中受到启发，由此更加热爱当今中国。中国，上海，成为这一对异国夫妻守护的名词，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她抹黑和诽谤，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共同见证了她的由衰而盛直到今天的繁荣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