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叶廷芳聊巴洛克建筑

刘心武

一位小我两轮的朋友跟我通电话，提及叶廷芳在今年9月27日去世，感叹：“他对卡夫卡的译介，是我青春期宝贵的文化滋养。你跟他那么熟，应该写怀念文章啊！”是该写。但这两年像他那样，于我是兄长辈，而且有交往的文化人，竟有接二连三仙去的，有的，如从维熙，我马上写出悼念文章；有的，如邵燕祥，找出了他前年写给我的信，再读，却一时不愿轻率下笔；有的，如沈昌文，去世后立即有怀念文章见诸报端，共情之音，已有表达，涉及我俩之间的事，可以在今后的大回忆录中提及……叶廷芳么，我们来往最密切的时间段，是在上世纪最后那十年，近十几年联系少了，但相互的惦念之情，应该是对等的吧。

上世纪最后那十年里，我们一度住得比较近，都在北京东南的劲松小区，不过，我住的那栋楼，在尽东头，他住的那栋楼，在尽西头，走路来往，比较费劲，相互拜访，都是骑自行车。

廷芳兄对德语文学的译介，也滋润着我。其实他的修养不仅体现在文学方面，他对德语领域的音乐家，对欧陆的建筑艺术，都有研究，其见解、心得，都有散文随笔呈现。我们两个，一度都被京城的建筑界容纳，一些建筑界的论坛活动，我们都被邀请参加，也都曾做过发言，挥洒自己在建筑艺术方面的见解。

因为聊得多了，相互看对方公开发表的文字也多了，共鸣反而不那么令我们兴奋了，分歧一现，讨论起来，乃至争论起来，滋味就浓郁了，认对方为谈伴的快感就增强了。

有次交谈中，廷芳兄问，是质问的口气：“心武，你的发言，你的文章，我发现一个问题，你对西方古典建筑，对罗马式、哥特式，以及后来的浪漫主义，乃至近代化繁为简，简到干脆搞方盒子的包豪斯式，都不吝赞叹之词，甚至于，我记得你有次发言中，对洛可可式，那种奢靡繁琐的风格，都予以容纳，那你为什么几乎只字只句不提巴洛克式？哼，别人忽略过去，我饶不过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呀！只有最佳谈伴，才能如此兴师问罪！我就很高兴地跟他从实招来：“受刺激啦！”我跟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课程里有制图课，需要用鸭嘴笔等工具，用墨线绘制出椭圆形，不知怎么搞的，别的同学绘制起来似乎都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却无论如何画不成，下课铃响，同学们纷纷轻松交上作业，我气急败坏将未成的制图撕毁，老师当场宣布给我一个2分（当时实行5分制），这个少年时代的阴影，使我对任何椭圆的东西都无法产生美感。记得我1984年第一次去德国，巴洛克式的建筑虽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但后来在德语地区大行其道，德国汉学家朋友带我去欣赏一处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立面高处中央就是巨大的椭圆形造型，虽然那德国朋友喋喋不休地指点着跟我解释那种美术学追求的妙处，我却只盼快些离开，多看看科隆大教堂那种哥特式建筑……

廷芳听了先哈哈大笑，笑完却又严肃地议论：“西方心理学，多有研究童年心灵阴影如何影响人生进程的，你这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怪不得。Baroque来源于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里的barroco，是变形的珍珠的意思，珍珠本该是正圆的嘛，变形了可不就椭圆了，这种建筑的造型模式，的确大量使用椭圆、菱形、大曲线……你在巴洛克式建筑上的审美逆反，原来是有心病呀！”我就跟进议论：“搞建筑评论，应该摒弃个人的私密心理、偏执趣味，秉公而论。毕竟，美，还是有客观标准的。其实在我青少年时代，对北京的两个剧场建筑，还是挺欣赏的，一个是王府井附近，东华门外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它现在还在，虽然经过多次改建，立面大体还是巴洛克式。另一个在南城珠市口，原来叫开明剧院，一度叫民主剧场，立面也是巴洛克式，现在因扩展马路已经拆除，但有照片留下。”廷芳兄颔首：“我也有印象。”

我又议论：“其实上世纪1915年，当时北洋政府委托德国人罗思凯格尔改建正阳门箭楼，添建水泥平座护栏和箭窗的弧形遮檐，侧面增添西洋图案凸雕花饰，1916年竣工，现在重修，也还保持那种面貌，我觉得，箭窗的弧形遮檐，侧面增添的凸雕花饰，应该也具有巴洛克式的韵味，看起来蛮顺眼的。”廷芳兄呵呵笑：“罗思凯格尔要是使用椭圆形，你也还觉得顺眼吗？”

那几年，有时我会去他家汇齐，一起骑车奔赴某个建筑界的研讨会，他当着我的面，仅用一条右臂，麻利地穿西装、扎领带，下楼后，也仅用一条右臂，利索地开车锁、推车、骗腿上车、扶把前行……他比我帅，真是翩翩王子，一路骑到活动地点，他比我受欢迎。

有人私下问过我：“叶廷芳那条左臂是怎么没有的呢？你该知道吧？”我不知道。我未问过，也从未有过问之心，我跟他在一起时，也从不对他的缺臂投去特殊目光，更不会赞叹他一臂具有双臂功能。廷芳仙去，我又痛失一个谈伴。倒是可以在静夜里，再反刍一下在长安街那被戏称为“水蒸蛋”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确定后，他在某次建筑界座谈会上的精彩发言，他的美学造诣，他的艺术通感，他的博大胸怀，他的如珠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