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风云阴晴不定 国际秩序变革重塑

美军仓促撤离阿富汗前，喀布尔机场一片混乱

美国总统拜登（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交谈

岸田文雄（右）当选日本首相后起身致谢 本版图片GJ

欧洲：内忧外患叠加“引擎”动力不足

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欧盟在内忧外患和间或迷茫中，度过了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局之年。

复苏留下隐患

新冠疫情贯穿了岁初年尾，年中欧盟经济出现较强劲的复苏扩张，但不确定性和后遗症不少。

尽管首季度笼罩在疫情阴霾下，但随着欧洲各国大规模接种疫苗，逐渐放开疫情防控举措，赤字财政举措成效渐显，受抑需求快速被释放，欧盟与欧元区第二、三季度宏观经济均出现超预期的强烈复苏。欧盟和欧元区今明两年增长率也随之调高至5%和4.3%；就业率也预计分别有0.8%和1%的增长。但需求的猛然释放，遭遇供给的滞后，供应链瓶颈叠加多种原因，推动能源价格暴涨，欧元区通胀率创下13年来的新高。

接近岁末，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开始在欧洲多国加速扩散，各国被迫重启管制举措，经济复苏不确定性陡然上升，各国发展不一，欧洲央行只能静观守候。同时，赤字财政引致公共债务攀升，欧元区平均已接近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00%，有些国家甚至已突破欧债危机时期的纪录，如希腊和意大利分别突破210%和160%，为经济复苏留下严重隐患。

多种矛盾繁杂

欧盟面临内忧外患，各种矛盾繁杂叠加。欧盟内部，东西欧的分歧裂隙在持续增大。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新成员国与老成员国之间，围绕司法体制、抗疫赠款落实、疫苗接种率、气候变化应对举措、能源转型、对俄政策等问题，争议不断，杯葛升级。此外，疫情也导致南北欧之间经济社会差距扩大。

对外关系，纷乱杂陈。欧美关系出现复杂的转圜。一方面，拜登政府在“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口号下，利用各种场合，软硬兼施，竭力拉拢欧洲盟友。松口“北溪-2”线、和缓波音空客争端，和解钢铝关税争端以及组建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等举措，令美欧关系出现缓和。另一方面，美国弃欧洲盟友不顾，在阿富汗仓皇撤军，尤其是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签署的三边安保联盟协定（AUKUS），令欧洲深感“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主义”仍在作祟。美欧间爱恨交织，难续往日旧梦。俄欧关系僵持恶化。从年初的纳瓦利内事件到岁末的白俄罗斯-波兰危机，以及俄乌对峙升级和俄方“断气”举措，就是在美国对俄实行战略遏制挤压的背景下，俄欧关系真实的写照。英欧关系龃龉不断。一纸正式“脱欧”协议并未廓清英欧新关系，协议实施中争议不断，从北爱条款到英法捕鱼纠纷，加上AUKUS中英国的角色，英欧关系堪称剪不断、理还乱。

难推“战略自主”

欧盟努力推进“战略自主”，但法德“引擎”推力不足。作为反思欧盟“战略萎缩”的结果，内聚认同和合力，外抗压力和竞争，欧盟和德法等全力推进“战略自主”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气候变化领域，批准《欧洲气候法》；数字领域，出台《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人工智能法》；经贸领域，酝酿《企业尽职调查法案》，推出《全球门户计划》；防务领域，磨砺《战略指南针》；外交领域，追寻《强化欧盟对基于原则的多边主义的贡献》……但随着执掌德国16年、纵横捭阖的“定海神针”默克尔的卸任，加上法国明春又逢大选，“法德轴心”再度磨合尚需时日，也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翻篇。欧洲“战略自主”推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观察。

最后，今年中欧关系呈现政冷经热。展望未来，正如王毅国务委员所指出的，中欧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我们发展中欧关系诚意始终不渝，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定不移，也希望欧方排除干扰，推进双边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进展。

南亚：美国进退失据 制造重重危机

赵干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在全球疫情不断恶化的背景下，美国2021年在南亚上演了进退失据的闹剧，使本地区以阿富汗为代表的政经危局不断加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正从颐指气使的霸权国家向不负责任的大国沦落的地缘政治现实。南亚作为世界欠发达地区之一，承受超级大国道义沦丧的代价，是不公正的。

美仓皇逃离阿富汗

南亚地区今年最为震撼的事件，无疑是美军及其西方盟国军队在喀布尔的溃散逃离。美国在这个受尽战争苦难的国家惨淡经营20年后，终于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刻。拜登4月底突然宣布决定从阿富汗撤军，仅仅几个月后，塔利班势力卷土重来，兵临喀布尔城下，令忙着逃离的西方军队惊慌失措，进而引起雪崩式的连锁反应，喀布尔机场乱作一团。国际社会纷纷质问，美国这20年在阿富汗花了那么多钱，死亡那么多军人，到底在干什么?

美国内外交困的尴尬处境，在阿富汗局势上显露无遗，拜登政府也因此受到国内外舆论严厉批评。不过拜登接手的本来就是一个烂摊子，他不能做的事情一大堆，能做的却十分有限，从阿富汗不负责任、不管不顾地一走了之便是典型案例。拜登声称“美国回来了”，在南亚多半被理解为“美国打道回府了”，这固然是美国战略收缩的象征，问题是一向以“领导国家”自居的美国，在阿富汗不明不白地搞了20年，就算撤离，总要对这个苦难的国家有个像样的交代吧？

撤离前美国谈判的对象就是塔利班，也就是说，美国也认定塔利班是阿富汗未来的主要政治势力，但塔利班重掌政权后，美国非但没有帮助阿富汗走出困境，防止经济金融危机乃至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反而扣押本就属于阿富汗的90亿美元资产，使喀布尔政权陷入空前的食品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美国到底要干什么呢?

当前阿富汗局势隐患重重，塔利班政权的合法性仍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伊斯兰国”分支组织则抓紧时机不断展开攻击，喀布尔政府面对各种压力，特别是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阴影日益深重，似乎也无应对之策，外界普遍担忧重建阿富汗的机会之窗是否会迅速消失？与此同时，塔利班虽努力实践“温和施政”的承诺，但面对严峻形势时，一些让国际社会难以接受的举措仍不时显现，引人诟病。国际社会不免忧虑，恐怖势力要是卷土重来，阿富汗这个战略要地又会发生什么?

极力拉拢印度“上船”

拜登政府在阿富汗虽然败退，但为推行“印太战略”，2021年在南亚也有一些“进取”之举。美国极力拉拢印度上其“四边安全体系”之船，并在华盛顿首次线下举办了美日印澳四方首脑会议，为美国的冒险布局鸣锣开道。印度总理莫迪虽然继续重申印度的战略自主地位，但对拜登政府却改变了策略，希冀从美国对印度的期待中获得利益。不过印度最想要的利益究竟是什么？这点新德里也许并不清楚。例如印度一向认为保持超然的平衡地位，避免陷入可能的地缘政治冲突是最符合印度利益的。莫迪本人也赞同这个看法，但却对美国的“忽悠”似乎把持不住，并且在孟加拉湾多次主导几乎堪称“引狼入室”的马拉巴尔海上军演。

印度的选择引起俄罗斯的关注，认为印度放弃战略自主地位是一种得不偿失的举措，普京总统在和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前访问新德里，与莫迪会谈并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这样的战略博弈令拜登的南亚政策蒙上阴影，而俄罗斯向印度运送交货的S-400防空系统更向美国的“选边站”军火销售提出了挑战。印度不忘在2021年结束前与中俄共同举办三国外长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提醒美国，三国坚决反对带有“长臂管辖”色彩的单边制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相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看了一定很不爽。美国奉行的“以我为准”的多边主义是如此伪善，想要操控印度恐非易事。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综观2021年南亚地区形势，美国进退失据，拜登政府处心积虑推出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政策，却在阿富汗问题上率先“踩雷”，使得脆弱的南亚地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无论是美军从阿富汗的仓皇撤离，还是白宫竭力拉拢印度以牵制中国，都显示出超级大国已陷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不归路。拜登费尽心机操弄的所谓“民主峰会”在南亚地区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便是明证。美国在阿富汗制造的重重危机则正在继续发酵，这无疑给地区局势标注了沉重的印记。

中东：摆脱对美依赖 地区局势趋缓

李伟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今年以来，中东形势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经历了前些年的博弈乃至冲突之后，地区主要力量进入再平衡阶段。各国为缓和地区紧张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一些之前互相敌对或者疏远的国家通过双边互动或第三方斡旋开始走近，地区局势明显趋缓。

例如最近阿联酋加紧与伊朗及以色列的互动、沙特也加快与伊朗接触，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还密集访问了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此外，埃及和土耳其试探改善关系，卡塔尔、伊拉克等国家也积极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作用。

不靠美国靠自己

中东新态势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首先，美国持续从中东战略收缩及最近两届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大幅度调整，让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感觉到美国已经靠不住。特朗普时期，美国贸然退出伊朗核协议并试图在中东构建一个“亲美以、反伊朗”为特征的地缘政治格局。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地区内一度形成了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反伊朗联盟。当时有许多分析人士称，中东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但事实上，这种格局不仅不符合中东的地缘政治现实，还加剧了地区不稳定及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拜登上台后，虽然承诺要对特朗普的中东政策纠偏，但所谓的政策调整迄今大多仍停留在嘴上，显示出拜登政府已无心又无力在中东投入更多资源。在感觉到美国战略重心已明显偏离中东的情况下，许多中东国家认识到，不能再把自身的安全利益寄托在美国身上。因此这些国家开始通过主动外交努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其次，过去美国挑起的所谓两大阵营的冲突态势不仅造成了地区分裂，更消耗了地区国家大量的发展资源，阻碍了各国在地区发展及治理领域的合作。在当下，发展已成为地区国家核心诉求而疫情又严重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这种分裂乃至冲突格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因此，中东国家希望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集中资源和精力，并通过地区合作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

第三，从当今大变革时代的视角看，中东地缘政治力量再平衡及格局再调整态势既是当前国际秩序调整及大国力量再平衡背景下的产物，也是中东国家向地区地缘政治现实生态回归的过程。中东主要国家都想通过开展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参与地区新秩序的塑造，从而扩大地区影响力。近期伊朗、阿联酋、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等国家的外交努力，都可以从这一视角去观察。

和平之路不平坦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东各国都有和平稳定发展的愿望，但地区内依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其中，美国中东战略和政策变化是最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年来，美国在中东呈持续收缩态势，拜登上台后，美国加快了收缩步伐，但从近年来大国博弈乃至对抗不断升级的视角看，这种收缩更多是军事意义上的。未来美国在减少对中东传统安全事务上投入的同时，很可能会在地区层面强化这种博弈和对抗意识，影响地区国家的对外合作。

拜登政府在重返伊核协议问题上，一方面自身难以摆脱旧有思维，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反对势力阻扰，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也加大了地区重新陷入冲突的风险。此外，利比亚、也门等内乱尚未彻底结束，短期内难以破解诸多难题，叙利亚政治进程依然遭受域外势力干预、国家重建举步维艰，伊拉克等国的政治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传统热点问题的解决更是任重道远。最后，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给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挑战，许多国家陷入了经济衰退的困境。

综上，虽然各国普遍有和平稳定发展的愿望，但中东和平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当前出现的这种由冲突和博弈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态势，符合当下中东各国的利益诉求，也有利于中东形成相对稳定的地区新秩序，因此可能成为地区局势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日本：右翼势力搅局 战略博弈加剧

吴寄南（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吴寄南：今年的中日关系可以用“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这两句诗来概括。

内外因素交互作用

来自东瀛的一股“冷气旋”让中日关系骤然降温。从3月中旬的日美“2+2”会谈开始，到随后的日美首脑会谈和七国集团峰会，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联合声明中塞进有关台湾的内容。少数日本政要还扬言要和美国“共同保卫台湾”，这是偏离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倒行逆施。前首相安倍晋三还鼓吹“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更是踩踏中日关系的“红线”，将日本右翼的反华调门升到近年来罕见的高度。

日本保守政客还蓄意开辟了挑衅中国的新战场。新年伊始，日本政坛就有一个“思考人权外交”的超党派议员联盟问世，屡屡针对中国，还炮制了一份日本版“马格尼茨基法”。这项反华提案差一点就在例行国会上强行通过。日本“人权外交”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中日摩擦的新热点。

日本保守政客如此肆无忌惮地搅局中日关系，是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就外部大环境而言，显然是美国政府为遏制中国崛起、推行非理性、无底线的遏华制华路线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从内部因素来看，既有日本政坛“一强多弱”格局固化、右翼势力在失去制约条件下极度扩张的背景，也和日本媒体对华持续负面报道造成的舆论氛围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日国力处于转圜拐点时的战略博弈加剧，是两国结构性矛盾在新形势下的集中暴露。

中日关系在前几年逐渐回暖后再次趋冷，这是两国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都不愿意看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半数以上的日本受访者不希望日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表明将日本绑在美国“战车”上未必代表日本的主流民意。

岁末出现回暖迹象

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中方一方面与日本保守政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注意拿捏分寸，尽量争取日本民众、改善涉华舆论氛围。最典型的就是全力支持新冠疫情下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是本届奥运会人数最多的团队之一，中国选手的精湛表现，尤其是赛场内外显示出来的热忱、大气、友善的态度，赢得了日本民众的齐声赞誉。

时近岁末，中日关系在总体趋冷的背景下出现了若干回暖的迹象。岸田文雄就任首相4天后就与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创造了日本首相履新后与中方高层沟通间隔时间最短的纪录。10月底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后，岸田又不顾保守政客的阻扰，任命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林芳正接任外相。外界认为，这是一个有利于中日关系止跌回升的积极信号。

与此同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日本经济界对中日经贸合作的热情上升。最新调查显示，56.7%的日企将中国作为海外拓展业务的首选对象，以中国为跨境电商销售目的地的占47.6%，高居榜首。2021年1至11月，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3338亿美元，全年有望创历史新高。

不过，目前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因素还处在蓄势待发阶段，中日关系在新的一年里仍将呈现低位徘徊、摩擦不断的局面，真正由寒转暖尚待时日。

面临三大制约因素

胡令远：岸田文雄10月4日取代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当月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并获胜，11月10日再次当选首相。中日两国领导人及时和高规格的互动，使岸田政府的对华外交有了一个好的开局。

从政治理念上，岸田领导的自民党派系“宏池会”，主要承继大平正芳、宫泽喜一等对华友好或重视中日关系人士的衣钵。因此，岸田表示建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应该是其本意，但岸田要实现上述目标，将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个制约因素，是和安倍的复杂关系。在菅义伟下台、岸田上位的过程中，安倍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又成为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的首领，影响力不可小觑。安倍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无疑对岸田建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构成重大挑战。岸田任命林芳正为新外相，就引起安倍的强烈不满。

第二个制约因素，是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10月底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不仅自民党所获议席数超出预料，赢得了大选，而且一直积极推动“修宪”的维新会席位大增，而对自民党形成最大制约的立宪民主党遭遇“滑铁卢”。这次选举改变了日本政治生态版图，引发了执政联盟公明党的危机感。作为对华友好政党，公明党在执政联盟内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牵制作用被削弱。

第三，拜登政府大打“盟友牌”，势必成为岸田政府对华外交的最大外部制约因素。

因此，岸田一边表示要同中方一道，推动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一边又出台了诸多针对中国的举措，强调在安全保障上的先发制人。不言而喻，只有赢得了明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岸田才能算真正站稳了脚跟。他现在一系列举措，既源于内外因素的制约，也不乏选战策略。

2022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如果岸田能赢得明年的参议院选举，有望成为长期政权的话，加速“去安倍化”大概率成为岸田政府的选项，推动中日关系向建设性、稳定性发展，也许会赢来一个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