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尽之思“白龙堂”

王琪森

每当南飞的大雁洒下一路秋歌，把大写的“人”字映在寥廓的万里碧空时；每当霜染的枫树弥散出绚丽的红霞，为清寂的秋色增添几分热烈时；每当金黄的落叶在秋风中悄然飘零，向培育它的大地吻别时；我便会把忆念的情丝编织成花环，献给一位痴迷艺术的老人、一位真正的画家——谢之光。

谢先生归道山已有四十多个春秋了，这样一位暮年变法、风格卓然的画家尚没有得到更深入的研究，有种惆怅与遗憾。

我和谢先生相识于一九七五年那个白露刚过、虫鸣薄凉的初秋。当时，我有一位朋友是谢先生的邻居与学生，他们共住在成都北路上一幢石库门房子里。我常到朋友家中小坐聊天，对谢先生送他的几幅泼墨大写意花卉十分赞赏，简约的构图、老辣的笔触、跃动的气势、丰满的意境渲泻丹青，具有徐渭的狂放、八大的恣肆、昌硕的凝重及属于他自己的潇洒奇崛。对我的心思，朋友心领神会，说谢先生为人豪爽喜交友，况且他也知道你，什么时候你们以画印相交吧。

也许是我和谢先生有艺缘吧？不久，朋友急匆匆来我家，说谢先生有几方钱瘦铁为他刻的印不见了，想请我帮忙刻三方书画印：“老谢”“栩栩斋主”“白龙堂”。谢先生收到我刻的三方印后较为满意，托朋友带话，约请我到“白龙堂”坐坐，喝茶小聚。

一个阳光明丽的秋日下午，我和朋友来到了仰慕已久的“白龙堂”。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是：房中家具很旧了，上面有不少灰尘。床上被褥凌乱，谢师母正病卧在床。唯一显示画家身份的是一张偌大的画桌，但桌上杯盏狼藉、毛笔颜料和烟蒂为伴。窗台上，一只叫蝈蝈在唱着秋歌，似乎是平添了几许生机。

已是垂暮之年的谢先生瘦骨嶙峋，双鬓斑白，但目光敏锐，谈锋很健。我们一边喝着有些苦涩的清茶，一边谈着古今画坛，从“夏半边”到“马一角”，从徐渭的泼墨写意到八大的哭笑由之，从赵之谦的开海派画风之先到吴昌硕的书画印三绝。谈着谈着，原先有些静寂的“白龙堂”中荡漾起了浓郁的艺韵画趣。谈着谈着，一抹斜阳照在谢先生清瘦的脸上，使原先有些苍白的脸色也泛出了一层红晕。

秋天的黄昏总是来得那么快，从谢先生的家中窗口向外望去，斜阳已残，但还在天边壮丽地燃烧，把天宇辉映得更加浩翰。

从此，我成了谢先生的忘年交，时常到“白龙堂”中聊天赏画。我知道在海派画家群体中，谢之光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丹青高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以擅长画月份牌而风靡上海乃至全国，有“月份谢”之称。特别是他画的“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美丽牌”烟标，惊艳了大江南北乃至东南亚一带，成了中国广告画的颠峰之作及我国民族烟草工业鼎盛期的佐证。

画家的斋号是画家精神的旗帜、创作的标杆、艺术的符号和人生的家园。谢之光原先的画室名叫“栩栩斋”，他追求的是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晚年改为“白龙堂”。当我问他为何改斋号时，老先生挺随意地说：“大家喜欢我的画，我就为大家画，白画，也是一种乐趣嘛。所以我就将画室起名为‘白龙堂’，谐音为‘白弄’。”说罢，他吸了几口烟，又呷了一口装在现在已很少见到的那种小口药水瓶中的白酒，调侃地讲：“白龙，可以上天入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多好。”正是这种“白弄”，使谢先生忘却了金钱名誉的诱惑，摆脱了世俗功利的纠结，超越了传统模式的束缚，变成了一条“白龙”，在绘画艺术的天地中呼风唤雨，腾云驾雾。

为此，谢先生绘画的手法也更出神入化，他时常把整碟的墨汁和颜料朝宣纸上倾倒，甚至用刷子、竹筷、纸团、调羹当画具，在任意挥洒渲染中应物象形。画到得意时，他会背过身去，用手在背后默画，他仿佛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投进了丹青线条。望着他如痴如颠的背影，我想起了那个“半生落魄已成翁”的徐渭，那个“狂大无状”的八大。那个在向日葵田中狂走的凡高，那个赤膊画画的毕加索。而此时，谢先生的家中也时常出现排队等画的奇观。他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好好先生”之赞誉，也许是对“白龙堂”最好的民间记忆。

一盆黄菊在谢先生的窗台上绽放。我不想多打扰他，起身告别。谢先生却说“慢，今天我和你闲话讲得开心，让你带张画回去”。他铺开宣纸为我画了一幅《菊石图》。落款是：琪森属，之光七十又七。

就在第二天下午，我接到友人电话，说谢先生昨晚急症住院，经过检查，是晚期肺癌。1976年9月12日，一代海派画坛大家“月份谢”在秋风秋雨中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