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荣如德的几位恩师

潘玉鹏

能翻译俄文，又同时能翻译英文文学作品的翻译家十分罕见，荣如德却是其中的一个。他翻译的俄语小说《叶儿绍夫兄弟》《癌病房》《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以及英文文学作品《奥利弗·退斯特》《道连·格雷的画像》《花花世界》在翻译界声名卓著。多年来，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深受读者的欢迎，他的译文也得到出版社编辑的一致认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的副总编辑孙绳武老先生在给荣如德的信中说：“《卡氏兄弟》这部冗长繁琐、杂乱的书在你的笔下，竟能于短短数月中奇迹般地完成译事，我觉得这是热情执着和高度熟练的结晶。无论目前有几位另外的译者在译，我相信这个译本是会站得住的。”这是对荣如德译作非常高的评价。

我和荣如德相识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是一条弄堂里斜对门的邻居。他侄儿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正因为此，我经常到去他家。他大我十四岁，可谓是忘年交了，我随他侄子叫他“小阿叔”。我有时会和他谈及翻译工作，他会自然地流露出对几位恩师的感恩之情。

荣如德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儿时读书断断续续。抗战结束，他才得以考入私立光华大学附中读初中。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教英语的徐燕谋和教国文的徐承烈兄弟俩，从此在这两位恩师的引导下奠定了日后做翻译工作的基础。

徐氏昆仲当时乃是光华大学一代名师、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高足，著名学者钱锺书的同门弟子。徐燕谋上课时喜欢在学生座位过道中穿行，侃侃而谈，生动活泼，尤其他在讲解英语的介词时会使用各种比喻深入浅出地让学生受用一生。荣如德听课时被徐老先生的风采和学问所深深吸引，引发了他对外语的浓厚兴趣，也深受徐燕谋的青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院系调整，徐燕谋到了复旦大学外文系任职，成了复旦外文系“三巨头”之一，担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编著的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一直沿用到六十年代，这是后话。按徐燕谋的说法，中文底子单薄，洋文的修养也好不到哪里去，“植木无根，生意无从发端矣！”

其弟徐承烈那时也在光华大学附中教国文，他写就一手好字，其正楷犹如后人临摹的字帖，自成一体。令荣如德庆幸的是除了日常上他的国文课外，还得以晚间和同桌好友、徐承烈的儿子一起去旁听先生给初二、初三学生开的补习课。课上专讲《古文观止》上的篇章及一些古代散文，他等于在小灶课上读到了《陈情表》《桃花源》《陋室铭》等中国古代名篇，徐承烈用他那细软吴语诵读课文，让荣如德听得如痴如醉。

荣如德从两人身上吸取了丰富的知识营养，他在回忆中学读书时的情景时说，“光华中学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是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二是拥有了深厚的中文功底。他可以背诵出许多名篇，我一直记得诵读袁枚《祭妹文》中“朔风野大，阿兄归矣”时，他潸然泪下的场景，足见他读书时全身心的投入，中学几年他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他常提及的还有一位恩师李莎，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的夫人。她是俄罗斯人，俄语教育家，曾获普希金奖和普京的多次嘉奖。她随丈夫来到中国后，一直在为培养我国的俄语人才呕心沥血。1950年，荣如德被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外文专修学校录取，开始学俄文，因为中学英语基础不错，学习俄语就显出了优势。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编入翻译教研组，教俄译汉，后又教汉译俄。1956年，被派往北京参加全国俄语统编教材的编撰工作。在那里，他面对面接触到李莎。李莎当时是北京俄语学院的教学顾问，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每周有几天来上班。于是，荣如德抓住了这一良机，得以当面请教，经常带着问题前去和她交流，在这段时期，荣如德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尤其在耳提面命中，在日常的点拨中感受到许多俄语的真谛。他学的不再是汉式俄语，使其无论在口语或是书面语，俄语水平都突飞猛进。除了学习语言外，李莎还更多地和他谈论19世纪俄国文豪和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等于给他上了一门俄罗斯近现代文学课。这对他后来从事翻译工作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眼下，在荣如德“米寿”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文集。译文集由15卷墨绿色精装本组成，收入了荣如德翻译生涯中出版的大部分译作。这位“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翻译家，虽然从不喜欢显山露水，但他却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