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秘密战

钱壮飞

在1949年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中，地下党发挥了巨大作用

机智英勇的我军侦察兵

1948年打响的辽沈战役中，地下党情报工作极为出色

◆马沈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成就可谓有目共睹。国民党溃逃台湾后总结失败教训，往往不承认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倒是接受了情报之败，可见这一领域的失误给他们留下深刻烙印。

诞生、转型与升级

我党情报战线的成长，和革命斗争需要密切相关。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猝不及防的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后来反思检讨，没有及时的情报预警是一大教训，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借鉴苏联经验，于同年5月在汉口成立“特务工作处（科）”，下设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加强情报保卫。这就是我党情报部门的雏形。两个月后，周恩来奔赴南昌领导暴动，汉口特务处工作实际上停顿了。11月上旬，周恩来调回上海，主持中央军事部工作，决定新设特别事务科（即“中央特科”），下辖一科（主管总务）、二科（主管情报）和行动队（又称“红色保卫队”，简称“红队”）。不久，特务科调整为总务（一科）、情报（二科）、行动（三科）、无线电通讯（四科）和红队（归三科指挥），基本任务除了保证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收集掌握情报、建立秘密电台成了重中之重，这被视为我党第一次专业情报保卫体制的转型与升级。

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特委”），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1939年2月18日，党中央成立中央社会部，负责根据地锄奸肃特，并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保卫性情报工作。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偷袭新四军，这再次提醒中共：必须预防突然袭击，将原来侧重报警性和保卫性的情报工作转为军政战略性情报工作，由零星的情报搜集变为周密系统的情报分析。为此，1941年9月，党中央合并中央社会部与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机关，组建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统一领导的中央情报部，标志我党情报工作实现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

这次转型和升级非常成功，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评价，“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但此次“共产党这一套新的战术，带给我们无穷的困扰”。这一时期，我党较系统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独具特色的情报工作方针、政策和做法，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经受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艰险复杂形势下的锻炼和考验。

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后，中央军委成立直辖的情报部。至此，党的情报工作采取中共中央情报部和中央军委情报部双轨形式开展，完成了第三次转型和升级。这次转型是主动进行的，进而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许多至关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取胜的原因

中共在不断探索、总结秘密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情报工作基本理论。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始终强调秘密工作的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白区的党组织要分为两个系统，情报和保卫系统独立运行，垂直领导，单线联系，不同系统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像抗战时期，我党就大体建立四大情报网络。一是中央社会部直属情报系统，为中共中央建立的战略预警系统。二是重庆南方局系统，通过“布闲棋，下冷子”，在国民党内部布建重要情报关系。三是在香港、上海的华南情报局潘汉年系统，成功打入日伪内部。四是晋察冀中央局情报系统，把力量延伸到东北，在伪满内部形成工作网络。可谓布棋缜密。

活动中，要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洁身自好，慎独慎行。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等等。我党摒弃国民党那种“做脏活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下三滥情报手段，做“干净活儿”。和国民党特务无恶不作相比，中共隐蔽战线上到处是对党赤胆忠诚、淡泊名利、有苦不说、有气不叫的无名英雄。正如官居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的地下党韩练成所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他还把发给自己的作为起义将领的奖金全部交了党费。

正因如此，国民党的公开军事实力，虽然长期比共产党强，可共产党情报工作却比国民党高明了一大截，最终成为插向敌人心脏的尖刀，在关键时刻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出色的战绩

在不同时期，我党情报工作亮点纷呈，被誉为“一次次改写了历史”。

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假左派汪精卫企图在武汉搞叛变时，由于汉口特务处提前掌握敌人动向，使党中央避开敌人的突袭，为发动南昌起义保存了力量。其后，中央特科获取的蒋介石亲自策划“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情报，为红军取得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最为人所称道的是，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两个月后，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千钧一发之际，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截获国民党数封急电，并及时向党中央汇报，成功安排白区的党中央“火线大转移”。

抗战期间，我党不仅要反击日寇残酷的“大扫荡”，还要提防国民党频繁发起的反共高潮。1943年7月，党的情报部门及时掌握国民党胡宗南部企图“闪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党中央反其道而行之，先是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抗议他们的挑衅，接着召开3万人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国民党阴谋，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本来胡宗南进犯边区是要“攻其不备”，但在事实都被公开后已无“奇”可言，只好黯然收兵。1944年，党领导的东北抗联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境的布防机密，后在关键时刻提供给苏军，为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解放战争中，党的情报工作更是出神入化。1946年3月，蒋介石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半年内击溃中共军队，还确定军事部署细节，这些战略情报都被迅速送到延安。相当一段时间，蒋介石从最高参谋机构“国民政府参军处”得到的材料，中共中央军委几乎能同步看到。1946年苏中战役，国民党李默庵部在7月9日才下达的作战计划，我军第二天就全部知晓。1947年，蒋介石紧急召集军事会议，确定围堵渡过黄河的刘邓大军的作战方案，可相关情报还是传到中共方面。1948年夏秋开始的三大战役中，南京国民党的国防部刚拟定的作战计划，常常被地下党迅即送达中央军委处并被发往相关战略方向的总部，为夺取大决战胜利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