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 江豚的脑袋一闪而过

观察员通过望远镜巡视江面

科考队员开展水质测试

本报记者 郜阳

“正前方出现江豚！”

蒙蒙细雨中，船老大吼了一声。出没风波里数十载，他对这抹“长江的微笑”的敏感度，是很多科考队员都难以企及的。

几乎所有人都从轰鸣的发动机声响中辨别出了这条信息。船艏的观察员动作最快，望远镜迅速调整方向。远方，江豚灰色的脑袋冒出江面，又迅速沉入水下。间隔八九秒，在离刚刚出水点不远处又一次一闪而过。

今年9月下旬至10月初，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在1600公里的长江干流、洞庭湖、鄱阳湖以及未通航支流的所有水域展开。经过这次“摸底”，人们有理由抱有期待——长江开启十年禁渔、《长江保护法》颁布实施，江豚口粮多了，栖息地环境好了……

新民晚报记者跟随长江江豚科考成员单位——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上海站）参与了江苏、上海同步的汊江考察任务，有邂逅的惊喜，有现实的清醒，也有对明天的祝福。

有理由乐观

但不能过于乐观

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是继2006年、2012年、2017年后第四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考。前三次科考结果揭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分别约为1800头、1040头、1012头，种群极度濒危。而在20世纪90年代，长江干流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2550头。

江豚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属于长江中特有的淡水鲸豚类动物，是评估长江生态系统状况的指示物种，沿江百姓叫它“江猪子”。登船前几天，记者拜访了上海海洋大学鱼类研究室主任唐文乔，他研究江豚几十年，对它们有着极深的感情。

年近耳顺之年的唐文乔，一直追着时间、追着长江江豚跑。他救助搁浅的长江江豚，跟踪东风西沙水库种群的变化，研究就地或迁地保护的效果……当白鱀豚、长江白鲟甩开人类，转身游入最深最深的湮灭之河后，精力、眼神大不如从前的唐文乔更是加快了脚步。

这些年，来找唐文乔“求科普”的媒体越来越多，他不厌其烦地回答着“江豚数量为什么急剧下降”的问题。只要对长江江豚保护有利，每个机会他都想抓在手里。同事和学生时常发现，唐老师办公室的门没锁，可敲了半天没人应，一推开，他正对着别人发来的最新的江豚嬉戏的视频看得入神。

“人类‘豚口夺食’是长江江豚数量减少的最重要原因。”他又一遍讲述着。船舶过多，发动机的声响也会对靠声呐沟通的长江江豚产生干扰——这也是考察船多选用不大的船只的原因。

珍稀保护动物并非理所当然能得到有效保护，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豚船冲突”并不少见，“我们看到过很多白鱀豚死于船只的螺旋桨；相比之下，江豚‘见的世面多些’，情况稍好。”

“有理由乐观，但不能过于乐观。”对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的结果，唐文乔这样看待。尽管养育了4亿人口的大江开始休养生息，江豚饵料增多了，但不容忽视的是，江豚约四年性成熟，也要经历“十月怀胎”甚至更久，繁殖能力并不强。更何况，1000多头长江江豚中，有繁殖能力的仅一半上下，还要考虑“单身豚”的存在。

要观测数量

还要看“宜居度”

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上海段的重点，是东风西沙水域。唐文乔课题组连续多年考察发现，这儿或许活跃着超过20头长江江豚的种群。

上午8时30分许，科考队员登船时，天阴沉下来，细雨滴在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带队的吴建辉脸上，他心里咯噔了一下。靠肉眼发现江豚并不容易——警惕人类隐藏自己，是野生动物的天性，“江豚出水高度不高但速度极快，皮肤的颜色和江面也很相近，下雨进一步减弱了观察员的视线可及度。”

三名调查员很快汇聚到船头，按左中右三个方向架起望远镜，观察角度覆盖船前180°。为保证与前几次长江江豚考察数据的可比性，目视采用的截线抽样法与2006年、2012年和2017年相同——这也是国际上调查鲸豚类主流的方法。

吴建辉透露了一个小技巧，落潮时江里的鱼儿集中在近岸或江心滩涂边，追随觅食的江豚也会跟着在浅水区“冒泡”，这时见到江豚的概率就比涨潮时大多了。

另一艘科考船上，身披雨衣的科考队员将采水器抛入江中，采集的水样大部分倒入贴有“环境DNA”标签的容器封存，小部分立即展开酸碱度、含氧量等水质检测，来看看长江江豚“家”的宜居度。吴建辉解释，环境DNA通过对水样采样，获取其中残留的水生生物种类信息，基于不同水域的江豚分布与相对密度等信息，有助于补充江豚在分布数量极少江段的分布信息。

雨越下越大，秋雨打在脸上，让人升起寒意。船尾甲板上，船老大娴熟地把监测网抛入江中，探一探长江江豚是否能吃饱、吃好。十年禁渔期间，每一次撒网都要经过严格审批。半小时后，精壮汉子拉网，带来意外惊喜——除了几种常见的鱼儿，还发现了长江刀鲚（刀鱼）和银鱼的身影。“快，赶紧测量体长体重，然后马上放归！快去打桶水来！”吴建辉扯着嗓子喊道，大家挤在不大的甲板上，雨水模糊了眼睛，手擦一把接着量，只想着快一些、再快一些……

午后，雨势减小，船艏空地上，无人机腾空而起。这次科考用上“十八般武艺”，考察精度大大提升——声学设备接收江豚发出的脉冲信号追踪声源位置、影像辅助观察系统能做“豚脸识别”……不过，科技手段尽管更加客观，但与人相比，还是缺乏观测的主动性，以及重点关注重点水域的能力。

说话间，有队员在侧后方发现了江豚的身影，赶忙招呼辅助监测队员。在他的描述中，两头江豚畅游江中，相依嬉戏。几乎所有人都将望远镜转向了那个方向，有姑娘赶紧拿纸笔记录下大致方位和数量等关键数据。

“要不要掉头去追？”面对船老大的提议，吴建辉摆了摆手。科学考察不能干扰江豚的日常生活，更何况，考察船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灵动的水中精灵。

鄱阳湖江豚

被困住的“精灵”

一通来电打断唐文乔的娓娓讲述，他脸上泛起忧色，隐约听见电话那头不断提及“鄱阳湖”。见证过江豚的兴与衰，追随过它们的江与湖，比起科考结果，他更牵挂鄱阳湖里为干旱所困的“江猪子”。“多年连续监测结果显示，鄱阳湖江豚种群数量接近长江江豚的‘半壁江山’。”唐文乔说，可从今年6月下旬起，遭遇干旱的鄱阳湖无助地看着水里的“孩子们”拼命挣扎，一些区域，干涸的湖面甚至成为“竭泽而渔”的真实写照。

干旱让曾经的乐园变得陌生。“江豚喜欢追逐小鱼，一不留神就会钻进湖边的沙坑；还有不少江豚是正在觅食时被来往大船掀起的巨浪和噪声赶到沙坑里的。”唐文乔心疼地说，随着水位降低，沙坑与江湖之间可能被隔断，长江精灵就会沦为困兽。好在，鄱阳湖水位近期回升，相关部门也为江豚送去“外卖”，保障它们有充足的饵料，为保护工作争取更多时间。但唐文乔对“汛期反枯”思考得更深，“今年冬天和来年早春，枯水季再次来临，江豚或许还会面临绝境求生的考验……”

这两年，唐文乔研究的重心放在了长江口的江豚身上。这里的江豚有两种——一年四季的“常住民”，是长江江豚；春天渔汛“闻味而来”做客的是东亚江豚。东亚江豚背鳍隆起更长，但他坦言，“野外靠肉眼基本无法分辨”。

说来两者“五百年前是一家”，不过四年前，长江江豚由窄脊江豚的亚种升级为独立物种——也标志着中国喜添一个独有物种。“课题组想利用无人机在渔汛到来之际对东亚江豚开展追踪，确定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方式；同时通过收集到的标本展开生物学分析。为今后长江江豚和东亚江豚的保护提供依据。”

长江是家园

并不独属于人类

不久前，2022年长江江豚科考江面考察阶段全部结束，目前正在汇总分析考察数据。参与此次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的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成员、上海海洋大学教师李建华透露，本次科考方式和以往三次最大的不同是，不再是一支队伍干到底，而是分段同步实施，由120余名考察队员、20余艘渔政船艇同步参与。

前三次科考结果中那个“约”字似乎在告诉人们，科学考察不可能对水下生活的动物做准确计数——换句话说，科考队员一定会漏掉江豚。因特殊原因，唐文乔没有直接参加科考，而是作为专家参与方案论证等。他介绍，科考队员加上仪器监测到的江豚数量只是基础数据，后续会通过设计好的模型进一步计算，将尽量减小观测误差、天气等影响因子的干扰。

唐文乔笑笑说，聪明的江豚懂得择水而居：“长江江豚的分布模式呈现相对集中、散点分布的特点。”他比画着，“以前江中布有大量渔网，切断了江豚的路，现在‘拦路网’没了，阻挡少了，更有利于种群间的交流”。

记者了解到，保护江豚我国目前主要采取了三种措施：人工繁殖、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目前，已建立湖北洪湖、江西鄱阳湖等8个就地保护区，以及湖北石首、江苏镇江等5个迁地保护区或基地。

唐文乔告诉记者，除了符合繁衍规律的五年一次的科学考察，相关部门每年都会监测长江江豚。“禁渔一定会对长江的水生物种产生积极影响，但捕捞只是其中的一种威胁。水生生物需要完整、少受侵扰的栖息地和生境，因此恢复长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才是最重要的。”他严肃地说。

我们已经失去了“长江女神”白鱀豚，但至少，我们还未失去长江。多位水生生物专家感慨，长江并不独属于人类，也同样属于长江江豚、中华鲟、刀鲚。只有家园永在，才有“充电”的地方，有归属的生命才有可能再一次出发，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