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天笑与《晶报》

祝淳翔

1933年3月，唐大郎以“云裳”笔名在《东方日报》发表《下海记》一文，标志着他由原先捧着金饭碗的银行职员、多年来在小报界玩票的写作者，自此正式“下海”成为新闻从业者。这口报纸饭，用魏绍昌的话说，他笔直地吃了四十年。

在文中，大郎述及当冯梦云离开《小日报》而创办《大晶报》时，投了一篇名为《拥髻》的短文，以其芊丽之笔，博得梦云欢心，立即致函，说“一年不辍，必负盛名”。受此激励，大郎暗自心喜，有时“兴会所至，写六七篇，荟于一期，俨然《晶报》之包天笑也”。显然颇有引包天笑为榜样的意思了。

包氏（1876—1973），是魏绍昌笔下“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之一（虽则包本人并不认可）。1906年2月，他结束了在山东青州的学堂监督生涯，移居沪上，入时报馆当编辑，一干就是十四年，在时报馆算是干了最久的。

再来说《晶报》。1919年3月3日，余大雄将原《神州日报》的附刊“文艺俱乐部”独立出来，办起一份三 日小报，取名《晶报》。其宗旨是大报不敢登的、不便登的、不屑登的，《晶报》都乐于登，故深得读者拥护，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有意思的是，该报创刊号第三版上已可见到包天笑的身影，即以“小百姓”笔名写《北里妆服志》。只不过尚处客串性质，偶尔涉笔。或问他如何与余大雄结识？原来时报馆老板狄楚青是个好客之人，手下编辑陈景韩、雷继兴也是友朋众多，遂“在馆内楼上，辟出一间房子，做了一个小俱乐部”，唤作“息楼”，各界人士常来此聊天、吃点心、打扑克、搓麻将，高谈阔论，热闹非凡。包天笑也是个爱交朋友的人，很快便与报馆同人及馆外同好搭上关系。若干年后的某一日，余大雄特地到时报馆访问包氏，对他说，日本方面诚邀上海报馆记者赴日访问和游历，由日本各新闻社招待，只是私人社交，纯游宴性质。说是由东方通讯社创办人波多博与大雄向各报馆分头接洽，每报馆派一人。包天笑与狄楚青商量之下，便促成前者首次的赴日之旅。但因年长日久，他已记不清此事发生的年月，也记不全同行旅伴都有谁。唯有精通日语的余大雄在旅行中游刃有余的模样，在包天笑脑海中历历如绘。如每次宴席前，主人必有一番演说，我方的答谢词，多交由大雄担任。不难查知，上海新闻记者赴日视察团的具体筹备组织时间，发生在1917年10月，上海新闻界共派出一行十人，完整名单可从12月1日《申报》见到。

包天笑在《晶报》集中现身，则要等到1921年3月3日《晶报》创刊两周年之际，当天其长篇社会小说《一年有半》在该报连载，刊头之下署“天笑戏述”四字款，其上则钤有“吴门天笑生”白文篆书印，显得郑重其事。连载至6月底7月初，包天笑又摇身一变，用笔名“拈花”“爱娇”等在该报撰写短文，俨然已成为内稿作者（即主笔）。

那么从何时起，包天笑几乎包揽了《晶报》的版面呢？翻阅1925年钏影楼日记，会发现他常常于一日之内撰写三篇晶稿，在五卅惨案发生后的6月初，甚至变换笔名写上五篇，论脑筋之敏捷，笔力之雄健，均令人叹为观止，亦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时评记者的独到眼光与过人胆识。而这一年，唐大郎由北京来沪入外滩中国银行当练习生，每天早晨必买一堆小报，踱步至宁波路牛肉面摊边看边吃。《晶报》是小报中的翘楚，读时定然格外仔细。

1925年8月1日钏影楼日记：“与大雄谈，拟减少作稿之分量，雄尚未允也”，结合上月24日，“明星公司延余为编辑主任，至是遂正式说定”，可知他已接手电影编剧的新差事，故试图减少写稿量，却暂时未得大雄首肯。转至1927年11月24日：“午前，刘香亭来访，谈《晶报》编辑事”，表明不晚于这天，包天笑已脱离《晶报》编辑之职，但他仍为其继续供稿，于是又复归友情客串状态。1931年8月12日，包天笑建议大雄“将《晶报》之三日刊，改为每日刊为佳”，大雄“以苦无佳稿为言”，未敢贸然接受。一直等到次年双十节，万事俱备，方才予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