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了我要做个养猪的姑娘”

“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个养猪的姑娘。因为猪肉可以给大家吃，吃了猪肉身体也会健康的。我要向韩梅梅学习她那种不怕人家讽刺、不灰心的精神。我要把猪养得很大、很好。”

这篇名为《我的理想》的小学三年级作文，是否有点稚拙可爱？它出自上海女作家丁言昭笔下，和今天隔着67年的光阴。

作文本再次被翻开，是在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110周年校庆活动舞台上。校庆前夕，这所百年老校向校友发出老物件征集令。

丁言昭1952年入学，1958年毕业。看到了征集令，她从家里一个档案袋中翻到了作文本，纸页已然泛黄，但是回忆和当年自己用毛笔写下的字迹一样清晰。

她记得，当时，每个月上两次作文课，一学期积攒下来，有9篇文章。作文中，有《这学期的新希望》《我的理想》这样的励志短文，也有《我们在和平书上签名》这样期待两岸统一、世界和平的文章，字里行间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在一篇名为《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和当时很多同龄人一样，丁言昭写的是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椅子的话》则以椅子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就，“放学的时候常常把我一摔就回家了，今后你要好好的（地）爱护我，不要再弄伤我了”。

在《我的好朋友》一文中，她说“我的好朋友是老师”。这是当年那个9岁小女孩的心里话。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陈婉炎有一张秀气的鹅蛋脸，说普通话特别好听。虽然陈老师对班级纪律要求很严格，总是很严肃，但是孩子们还是喜欢听她讲话。当然，陈老师笑起来也很好看——一次，丁言昭给家境贫寒的同学送去了一件棉衣，这事不知道为何被陈老师知道了，特意把她拉到操场上谈话，表扬她。

丁言昭说，这些作文中，自己最偏爱的就是这篇《我的理想》。家里有一本名为《韩梅梅》的书，封面画着一个小姑娘在喂猪，一群小猪围着她，非常可爱。看到作文题，她立刻想起这本书，就顺手写了养猪的“韩梅梅”。虽然作文本上的分数以“中”居多，唯一的一篇“优”还是听写作文，但是，丁言昭说，这并不影响自己对写作文的喜爱。“那时候我们写作文，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我从来没有觉得是负担。”

“现在想来，我大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写作，这一写，就写了一辈子。”丁言昭回忆，每到上作文课的日子，自己一大早就醒了，抓起砚台、墨、毛笔就往学校里跑。陈老师写一手漂亮的板书，在孩子们眼中就像是个书法家。“那时写的都是繁体字，笔画特别多，我常常会这儿漏了一画，那里多了一撇。陈老师就会在上面空白地方写一个标准字，让我们回家再写三遍，以加强记忆。”

“对小学生来说，喜欢上一位老师，才会喜欢上这门学科，这么多年过去了，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翻看着老校友的作文本，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陆培贤感叹。

她说，在征集老物件的过程中，她时常能感受到，有些教育的理念是需要一代代人坚守下去的。

老照片中，当年的孩子们在公园里观察金鱼，登高望远，举办查字典竞赛、珠算竞赛，参与劳动服务、公安队服务、公园服务……这些活动，和如今学校从“修身”“益智”“尚德”等三个方面设计课程体系，为孩子提供丰富课程体验和社团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毕业证书上，分别有老校长向倾和韩慧如的签名。签名的背后，是百年老校的红色基因——110年前，上海市立比德初等小学校（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前身）创办，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校长向倾曾被逮捕入狱，经受了酷刑考验，坚贞不屈。老校长韩慧如的丈夫秦鸿钧，则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之一。如今，秦鸿钧烈士使用过的发报机复制品被放置在教学楼楼梯一侧的校史长廊，让孩子们上下学时，能常常看见。 本报记者 陆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