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场小学

曲玉萍

三年级暑假结束，我转学进了一个菜场边的小学。

那时的上海比现在闲多了，但家长不晓得整天在忙啥，孩子并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都对老师一百个放心：“就当您自己孩子，该说说，该骂骂。”我爸妈很满意这个“菜小”，离家近，不用劳神接送，于是我开始无拘无束放飞人生。

由于刚从爷爷奶奶身边回上海，离沪几年，我已完全听不懂上海话。一个白净男孩成了我同桌，每次老师在台上“开”上海话，我就两眼一抹黑，赶紧捅捅他，同桌秒懂，变身同声翻译机。看他便知真上海男人：整洁、随和、拎得清。

放学后，我总在校门口卖粘纸、劲糖、香烟牌子的地摊前晃一圈，然后不是到这家跳橡皮筋，就是到那家看蚕宝宝，东游西逛，猫狗都嫌。有回还真的在路上捡了条狗，没处养，就送去了有农田和大院子的本地同学家。

我的同学来自各种家庭，营业员、大学老师、钳工、回沪知青、个体户、本地农民、火箭专家、崇明岛过来干木工的……各家条件差距不大，有电视的很少，好不容易趁父母不在聚一起瞄几眼，不是在放神叨叨的蕙兰瑜伽，就是日语教学片，那时爱健身还爱自学外语的小学生全上海找不着一个，电视台肯定是故意的。

没人会把学校的事带回家，全靠自己解决。我常丢三落四，忘带手帕，过不了校门口检查，就去找高年级我哥的狐朋狗友借，结果这些不靠谱的也没有，他们教我把口袋布掏出来，又酷又拽地在值勤小孩面前亮一下，不等多话，“嗖”的消失在校园里。

每年总有几次，大家老老实实排好队，“码子”很大的卫生褚老师神情严肃，举着根教棒在视力表上指指点点。几十年后，当英国同事说起她孩子在学校染上了虱子，我瞬间穿越回“菜小”，戴老花镜的褚老师在我头顶，呼啦啦地翻着头发。

语文陆老师是我们班主任，福态十足却不怒自威，调皮男孩都怕她，我哥也曾是她学生，至今提起还脚骨发软。但我转学第一天摸底考就全班第一，总被陆老师夸，迅速提升了我爸去开家长会的积极性。

自然王老师有许多奇奇怪怪的飞鸟走兽标本，每次上课都会神气活现擎一个过来；有时他讲到人体知识，小屁孩们都听呆了，又惊又怕。而数学陈老师总说自己“吃饱人参”才来教我们。她住得离“菜小”近，常带大家过去玩，全家当我们小宠物，各种投喂。

上年纪的英语吴老师每天从很远赶过来，她有一头黄毛。那时能说流利外语的上海人不多，她不仅会说，还负责学校小图书馆，我几乎借遍了她那儿所有的书，包括《玛丽·波平斯阿姨》。有一年伦敦西区的巨幅海报上，玛丽阿姨撑着鹦鹉头阳伞从天而降，我想起像她一样傲娇的吴老师，以及同学们。

有个女生留了好几级，个子比我们大，发育早，男生总在背后“吃吃”坏笑，她永远慢条斯理面带微笑，女王范儿；有个男生脑瘫，口齿不清走路摇晃，受欺负时，他拼尽全力也要一字一句据理力争；还有个同学的姐姐忽然查出绝症，老师号召大家捐款，那是我们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有一回，老师让我帮助一个上课爱发呆的女同学，我真不知道怎么帮，因为我也常神游天外；没多久她悄悄跟我告别，说爸妈离婚，她要转学走了。

我们菜场小学迄今没出过一个有名校友，校庆时也没人着急，因为老师说，我们的特色是“窗明几净”“有花园”，毕业生在各行各业作贡献。后来看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的书，发现他也“菜小”毕业，该见识的学校里都见识了，从此人生再没多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