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北路的都市生活

四川路桥堍的邮电大厦

工部局西童公学

四川北路酒吧的乐队

旧时四川北路街景

◆陈祖恩

四川北路曾是上海仅次于南京路、淮海路的第三大商业街。与南京路的繁盛和淮海中路的华贵相比，这里充满了烟火气。

四川北路旧称北四川路，1896年，公共租界在虹口购地建造租界义勇队的靶子场，后又在1905年辟造虹口公园，四川北路也随之延伸到今虹口公园处。因为它与苏州河南岸的四川路相连，故名北四川路。1946年改名四川北路。

“楼不在高，有人则灵。”20世纪30年代，四川北路就有“神秘之街”“生之欣悦之街”之称。正如《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说：“单以都市生活为观点，北四川路在上海应该首屈一指。这条路一带，影戏院不下十间，跳舞场十余所，食物馆，尤其是广东食物馆，大小不计其数。”

鲁迅之子的出生地

四川北路上的福民医院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日侨综合医院。尽管创设人顿宫宽是一位日本医学博士，但医院打破了一般上海日本医院只为日本人服务的习惯，它将中国人作为主要的治疗对象，其次才是欧美人和日本人。医院的名字是中国慈善家王一亭先生起的。1934年，福民医院建成了高7层的新大楼，是当时四川北路上最高的建筑，建筑费四十万，也是王一亭先生担保的。新大楼建成后，福民医院精心制作了英文广告：“福民医院是上海唯一的日本大医院，7层医学大楼，配备了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使它成为远东地区杰出的医疗中心之一。”

经内山书店创设人内山完造介绍，鲁迅先生与顿宫宽相识，福民医院成为鲁迅在上海治病的主要医院之一，鲁迅之子周海婴就是在福民医院出生的。1929年9月26日下午，许广平被送入医院，是夜，鲁迅在医院陪伴。次日早晨八时，因难产，由福民医院副院长兼妇科主任的高山章三博士用钳子引出胎儿。鲁迅为祝母子平安，捧上一盆文竹到医院看望。当天中午，鲁迅在给谢敦南的信中写道：“广平于九月廿六日午后三时腹痛，即入福民医院，至次日晨八时生一男孩。大约因年龄关系，而阵痛又不逐渐加强，故分娩颇慢。幸医生熟手，故母子均极安好。”10月1日下午，鲁迅去福民医院，与许广平商定给孩子取名海婴。10月10日，许广平母子出院。

在许广平生孩子住院的15天里，鲁迅几乎天天到福民医院探望。许广平出院后，鲁迅经常携周海婴到福民医院诊察。1930年1月6日上午，还特地去福民医院，邀请中国女护士给周海婴洗浴。2月6日上午，同许广平携周海婴前往福民医院种了三粒牛痘。

文化场所的聚集地

四川北路一带有众多的电影院、戏院、茶楼、咖啡馆、舞厅、按摩院等形形色色的消费场所，吸引来自上海各处的各色人等，也吸引着像鲁迅这样的电影爱好者。

1932年开业的融光大戏院（今国际剧场）十分富丽堂皇，它位于海宁路乍浦路口。走进大门，大厅可以让观众休息和散步，布置得精雅而新颖，这样的设计，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当时最新式的：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温度适宜。放映的影片，基本都出品自米高梅公司，票价却十分亲民：分三角、五角、八角三种，日夜一律。除了融光大戏院，上海歌舞伎座（后改名永安电影院）和东和剧场（后改名解放剧场）等也是当时比较新型的电影院，为市民看电影提供便利的条件。

鲁迅喜欢看电影，一个原因可能是电影院离鲁迅家很近。鲁迅和许广平到上海后第一次看电影，就在奥迪安大戏院，看的是一部美国片，名字叫《怕妻趣史》。他也常去明星戏院、上海大戏院看电影。

上海大戏院，位于四川北路虬江支路东南向转角处（今四川北路1408号），其前身为“中华大戏院”，是鲁迅去得最多的电影院。影院1916年初开业，起初上演粤剧。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修改为电影院，二层仿美新式建筑，楼下正厅，楼上正面为楼厅，两侧为包厢，座位宽敞，装潢华丽，为华商电影院之首。这里也曾被俄侨的亚洲影片公司租用，放映苏联电影。1935年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时，苏联驻沪领事邀请鲁迅观看了苏联影片《夏伯阳》，第二年4月，该片在上海大戏院公映，鲁迅立刻邀请胡风、萧军、萧红一同观看此片。这一年的10月10日，他同广平携海婴并邀侄女玛理前往该院观看根据普希金小说《杜布洛夫斯基》改编的苏联电影《复仇艳遇》，当日还写信给友人黎烈文和黄源，推荐他们快去观看。九天后，鲁迅先生病逝。

在四川北路听大戏，指的就是广东戏。四川北路很少有京剧舞台，所以在戏院演出的主要是粤剧戏班。广东戏的舞台主要是1931年开幕的广东大戏院（今群众剧场），戏院开幕当天，演出粤曲、国技、平剧等节目，各界人士前往参观者达两千余人。门前车水马龙，算是当时四川北路罕见的盛况。

粤东伶界泰斗千里驹，享盛名于珠江流域者，历二十年而不衰。梅兰芳三次入粤，必一再往观驹之所演。1935年6月，广东大戏院为满足旅沪粤侨看戏的愿望，特派专员赴粤请他来沪。千里驹来沪后连日排演，上座甚盛，极得各界观众之佳评，后应观众要求，又将早年杰作之大悲剧《舍子奉姑》重新上演。

广东馆子的集合处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广东人有二十万之多，主要居住在四川北路地区，所以除了粤剧，这里的烧鹅烧鸭也随处可见，不脱五羊城的风味。四川北路上的粤菜，又称“海派广东菜”，淡雅清爽。广东人以好食闻名，虹口提供了食材供应的好环境，如著名的国际化三角地菜场在那里，附近还有冰厂，食物宜藏；这里靠近码头，所以时鲜常勤。因此，与南京路的粤菜馆相比，四川北路一带的广东酒家，原料地道，价格比较低廉，精致而有广东的故乡味。

1925年，《申报》曾刊登“粤人之食品”的文章，介绍四川北路的广东美食。这一带，广东人开设了不少餐馆，“皆座客常满，樽酒不空，斯亦可见粤人喜饮嗜食之一斑。”从那时起，广东人的吃食就无奇不有，“蛇狸猫鼠、狗鱼山瑞等，均视为珍品，顾嗜蛇者尤众”。烹蛇则愈毒愈佳，“烹时配以肥鸡、鲍鱼、木耳等品，故益觉鲜美，闻其效能袪风补血云，若以蛇与鸡同烹，则名龙凤会，亦名龙凤配。”

位于四川北路、武昌路口的粤商酒楼的全部名厨，皆在广州特聘，这一带的酒楼布置雅致，座位宽敞，酒楼中还提供各式点心，光甜点就有凤凰鸡蛋挞、玉叶金腿蛋糕、鲜奶露凉糕、桂花莲蓉条、脆皮烧腰饼等，味道鲜美可口，定价却很平民化。粤商酒楼几乎日日满座，想去尝个鲜，得隔日先预订。最令食客们叫好的是，酒楼的点心菜单每星期更新一次。

广东人的菜馆，一般早晨七八时到十一时卖茶卖点心，中午供应酒饭，下午再卖茶卖点心，晚上卖酒饭。从季节上分，夏天卖冷饮，秋天卖月饼，冬天卖年糕。馆子门口，还带卖烧鸭、烧猪以及各种卤味，花头比上海本地的馆子多。如安乐园菜馆，早市自上午七点开始，具各色茶点、粥品，中午十一时至一时为中餐小食，下午一时至五时更换各色点心，与清晨不同，到了星期日又更换全部点食，别制菜点。晚上五时至深夜二时，供应正式的广州酒菜。除了酒菜，酒楼还兼办广东土产食品以及中西烟酒、龙凤礼饼、应时鲜果等。此外，夏季自制冰淇淋，秋季自制月饼，冬季自制腊味。酒楼的唐炉月饼，因为制法精巧，质料优良，每日能卖掉八千盒。

广东菜馆和点心茶室原来是分开经营的，后来茶室里卖酒，酒馆里卖茶，相互竞争，就慢慢地合而为一。除大酒楼，四川北路还有许多广式小店和粥饭店，为不同层次的市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

中外名校的风貌情

四川北路是充满文化风情的街道，沿街的几所中外名校、背着书包上下学的学生，是那里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虹口的文化教育水平奠定了基础。

1915年，工部局经营的西童学校由蓬莱路移至四川北路，1925年学生国籍达到24国，学生数310名。校舍建于1913年，法国文艺复兴风格，很有气派。

上海最早的日本人学校，日本北部寻常小学校也于1917年在四川北路建造新校舍。由挪威建筑设计师摩拉（E.J.MURA）设计，采用先进的防火钢筋水泥构筑，西洋风格，高四层。当时日本国内小学校舍大多是旧式木质结构，如此气派的北部小学建筑不要说与日本国内相比，在上海也是一流的。

除了男童学校与日本小学，广肇公学新校舍借助旅沪广东人的同乡之力，1926年也在四川北路福德里隆重登场。新校舍占地五亩余，设讲堂（附音乐室）、教室八间、理化实验室、博物室、美术室、书艺室、图书室等。除了操场，还有篮球场、网球场、风雨操场。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广肇公学还设有宿舍、浴室、食堂等。学校在夏季为学生备制帽、制服，帽子上还绣了校徽、校名，有点像棒球队运动员的帽子。制服则采用西式，用紫花布，衣之腰部有带，短裤。冬季没有制服，但有专门的帽子，用的是青莲色光绒制成，也绣了校徽。

广肇公学新校舍诞生以后，引起社会关注。同年11月10日，《时报》摄取校舍图及记录内容，登诸报上。11月28日，《大陆报》誉该校“为上海华人自办中小学校之不可多得者”。同一天，《申报》登载校舍摄影并记录内容，《新闻报》《时事新报》登载校舍、图书馆、礼堂等摄影并记录校况内容。

众多中外名校同时开设在四川北路上，“每天许多男女学生往来，把这条路点缀得分外生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