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变迁“开锣戏”之幕后记忆

上海宁波路五十号，浦发银行从这里起步

申城第一张工资卡“浦江卡”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

上海第一台ATM自动柜员机

纽交所主席凡尔霖拜访静安证券业务部

◆黄沂海

滔滔浦江水，奔腾着岁月的豪情，翻滚着金融的记忆。光阴荏苒，经历改革开放四十五载，申城百姓于急管繁弦的衣食住行交响曲里，亲身感受到金融服务的沧桑变迁，众多理财新品，古彩戏法似的亮出来，市民跑银行、保险乃至证券公司，感觉就像逛超市一样便利。想当年，沪上金融舞台涌现出的无数个“第一”，亦留下诸多值得回味的幕后珍档。

“新中国第一股”究竟花落谁家？

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证券交易所面世之前，有价证券还是一个颇为新鲜的事物。1981年，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然而，昔时储户只知道国库券是一种能让钞票比存银行回报更高的东西。直到3年后新中国第一批股票横空出世，震动了全球证券市场，也让平民投资者经历了财富生活的“脑筋急转弯”。不过，与如今的数千只股票规模相比，想当初A股刚出笼时陆续发了8只股票，俗称“老八股”。

“新中国第一股”到底是哪张？严格意义来说，并非股民耳熟能详的“飞乐音响”（民间亦称“小飞乐”），而是注册在浦东川沙的一家集体企业，当时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率先向社会发行了50万股股票。只不过，这家企业规模有限，“命数不长”，开张一年后就因经营不善宣告倒闭，以一个刚发行股票不久就“寿终正寝”的企业来代言“第一股”，显然不太妥当。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1986年，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出现在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一间由理发店改造、面积仅有12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买卖交易的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正是从这个简陋逼仄的小柜台起步，新中国证券交易市场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没过多久，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到访中国，受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接见。得知凡尔霖拟赠送一枚纽交所的徽章给小平同志，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随即打电话到上海，希望选一张具有代表性的股票回赠凡尔霖。

上海方面碰头一琢磨，一致觉得“飞乐音响”合适，原因在于这张股票发行时间较早，在证券市场“群众基础好”，而且股票由上海印钞厂印制，质地相当“挺括”，馈赠外宾“拿得出手”。同时考虑到不能随意使用空白金融凭证，便在股票户名一栏签署了当时分管证券工作的人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连夜派人送抵北京。

历史见证非凡时刻，1986年11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当邓小平将一张面额为人民币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赠予凡尔霖，全世界为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而发出惊叹声。手捧股票，凡尔霖欣喜若狂，可打开一看，户主不是他的名字，当即提出更改户名的请求。在得到允准之后，他连忙改变行程，兴冲冲直奔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亲自办理了股票过户转让手续，并幽默地说：“该收多少手续费，别客气。”一席话引得哄堂大笑。如今，这张“原始股”已被永久陈列在纽交所的展示柜里。

事后，“飞乐音响”的始作俑者、时任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在回首当年的破冰之旅时感喟：“那时没有既定的政策法规，就这么摸着石头过河。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无形的手在推进，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这么成了。”是啊，新组建的飞乐音响公司急需资金，于是就有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股份制的构想；报纸意外“泄露风声”，迫使主事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上海人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观念和环境，也催生了证券市场“零的突破”。与其说是当事人的“无知者无畏”，不如说是申城金融改革的“水到渠成”。

第一家本地银行该取什么名字？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没有一家本地银行，而申城作为长江流域经济龙头的地位日益显现，迫切需要金融“源头活水”不竭而至。还在筹建初期，市领导就对这家即将诞生的银行提出“二要三不要”：要走自己的路，要办出特色，不要办成迷你型的国有专业银行，也不要照搬照抄外国银行模式，更不要办成解放前的旧银行。

怀胎中的银行叫啥名合适？筹建组负责人北上央行陈述己见：因为上海地处祖国东部沿海，风从东方来，最好取名“东方银行”，气魄比较大。可惜，方案被听取汇报的人行常务副行长郭振乾否决了，他建议：“就叫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吧，已经成立的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都带‘发展’两字，没有浦东开发开放，也就没有浦东发展银行。”想想也对头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就这么定了！

鉴于浦东正处于大兴土木的开发阶段，办公用房紧缺，只好在浦西寻觅地方。1993年1月9日，在宁波路50号，曾经是“中国摩根”银行家陈光甫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楼里，浦发银行揭牌仪式隆重举行。拓荒者回忆，“之所以选择这里，据说风水好，同时改造比较方便些，因为设有金库和保险库，底层大厅保留了当年的银行格局，楼上则可作银行办公。”

4年后，外滩万国建筑群陆续置换，那幢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的汇丰银行大楼易主，浦发银行成了新主人，自此迈开了从长三角区域性银行向全国性商业银行转型的坚实脚步。

无独有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城市私营、个体经济乃至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如雨后春笋，遍地探出脑袋来。屈指一数，上海先后开办了99家城市信用社，民间称为“99朵玫瑰”，其资金总量相当于一家大型银行。昔日，沪上“两小经济”方兴未艾，个体户遇到融资困难，欲向银行借款，连门槛都找不着，而“平易近人”的城市信用社则为他们洒下纾困解难的“及时雨”。

1995年，国务院决定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建立城市合作银行，上海被列入第一批试点城市。由于“99朵玫瑰”分属各个系统和不同分管部门，财务经营状况参差不齐，从“乌纱帽”到“工资帽”，千头万绪，要将其捏合起来绝非一桩易事。不过，各方很快达成了共识，只有将“小舢板”联成“航空母舰”，才能抵御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扬帆起航，行稳致远。同年12月29日，上海城市合作银行横空出世。

值得一记的是，各地城市合作银行均按要求统一更名为“某某市商业银行”，但对于上海来说却是一道难题。因为历史沿革因素，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都有上海商业银行，且与上海城市合作银行之间存在一定的业务关系，倘若上海也称“上海商业银行”，很容易引起混淆。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听了汇报后，灵机一动：“索性删繁就简，叫上海银行如何？”这样，银行名称越来越简约，但上海银行栽植的事业大树却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已然成为沪上金融业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申城第一张工资卡跟母亲河有关？

遥想当年，老百姓每到发薪的日子，总得去单位财务科领取一只工资袋，袋口写有自己的姓名，里面装有大票小票，整整齐齐叠放着一个月的劳动收获。

时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总工程师倪水林自海外考察回来，率领团队投入研发ATM（自动柜员机）系统及与之配套的取款卡。凡事开头难，更何况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局面。研发离不开科技设备运行，计算机要靠空调维持恒温，但彼时城市基础建设“欠账”甚多，电力、通信等配套条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位于居民区的储蓄所供电捉襟见肘，天热常靠冰块降温，申请用于联网的电话线路难上加难。当然，更具挑战性的是从业人员的观念转变，那时的银行“老法师”，全依仗“一只算盘一支笔，一二三四五六七”包打天下，很多人连上机输入拼音都很困难，让他们抛弃算盘用键盘，“难于上青天”！

寒来暑往，春华秋实，1988年底，倪水林团队研发的ATM系统诞生，使与计算机大机联网的自助取款业务第一次在中国落地生根，第一张ATM取款卡也随之呱呱坠地。

新生的“金融婴儿”该取什么名？当时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有人建议采用上海市花命名，不妨称“白玉兰卡”；有人直言上海人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适合取“浦江卡”；也有人说步入改革开放民心思富，干脆就叫“财神卡”……因研发团队工作地点在外滩，面朝黄浦江，最终大伙儿觉得定名“浦江卡”更有纪念意义。

忽如一夜春风来。当上海第一台ATM机悄然出现在外滩24号的门口，这个裹着白色机壳、“面目冷峻”的庞然大物吸引了过往上海市民的注目。有点好奇，有点兴奋，有点局促，人们用复杂的表情接纳了“金融新宠”的降临。

伴随着银行电脑系统扩容、储蓄业务通存通兑以及ATM机星罗棋布般地增加，企事业单位财务科开始逐步“松绑”，每月只需把职工工资账单传送给银行，由银行往每个职工持有的“浦江卡”里转账打钱，再也不必“点钱点到手抽筋”了。从一只工资袋到一张银行卡，这道分水岭彻底改变了沪上百姓领工资的传统手势。

从此，每逢发薪日，银行ATM机跟前总是排起了长蛇阵，渐成一道街头景观。然而，市民金融意识的达成缺不得“受业解惑”。一天，工行老西门储蓄所门前驶来一辆大卡车，一群工人师傅从车上鱼贯而下，竞相涌进银行。原来，这家工厂头一回改用“浦江卡”发工资，很多人手执卡片无所适从，财务人员也解释不清楚，没辙，厂长只好派了卡车把工人送来，由银行员工手把手教其如何使用机具取款。有些老职工没了工资袋浑身不习惯，一定要用卡取出现金眼见为实，然后返回柜台存入账户才踏实安心。

你猜猜，编号001的“浦江卡”主人是哪位？原来是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他对银行推动电子化建设非常关心，嘱咐秘书存进200元钱代开了账户，以实际行动支持金融新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