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晃 “我是为舞台生的”

胡雪桦（中）胡雪莲（右）兄妹看望焦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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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桦

上个月妹妹雪莲带她儿子回国，她提出一定要去看望“焦晃叔叔”，在她心目中，焦晃是中国最伟大的演员之一。

焦晃说，困在这九尺空间，我还是焦晃吗？他一天两包烟，脸上却没有任何癍痕。我说，等你身体好了，仍然是那个“身轻如燕，快如闪电”的焦晃，他纠正道，“快似闪电”。

焦先生就是焦先生，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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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懂，我在接地气呢！”

一个阴雨绵绵的秋日下午，我们一行到了焦先生的住所。他刚做了一个腰部的手术，正卧床静养。一头银发，穿着一件绛红色的T恤，仍然目光炯炯。

在上海滩，有两位前辈我称为“先生”。一位是已经离世的戏剧大师黄佐临；另一位是在世的大演员焦晃。当年，我进上海人艺时，黄先生已经离任，但大家还是尊称他为“黄院长”，我同他合作导演《中国梦》时，却一直叫他“黄先生”。因为，这是一个在我心目中最神圣的称呼，老人家也欣然接受。小时候在青话的院子里，见到英俊的焦先生，我和弟弟妹妹则都叫他“焦晃叔叔”。后来我从美国回国，就开始改口叫他“焦先生”。当然，也混杂着“焦大叔”“焦叔”“焦晃叔叔”。反正不管叫他什么，他都一一答应。这位中国戏剧舞台上最伟大的话剧王子曾与我父亲胡伟民创造出了上世纪80年代戏剧史上一出出令人难忘的演出：《秦王李世民》《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欧洲纪事》《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等。1989年的夏天，56岁的父亲突然撒手人寰，焦晃坐在华山医院外面的人行道边，伸出一只手在空中，“孤掌难鸣了”，他说。这些年每次我去看他，他几乎都会说同一句话：胡伟民，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这次见面也同样如此，88岁的焦先生眼里闪着泪光……

他见我们到了，坚持要坐在沙发上。“雪莲啊，我都快认不出了，大姑娘了”，这对老少紧紧抱在一起。此刻，我眼前出现在安福路201号青话院子里一道风景，也是这一老一少穿着同样款式的红色羽绒夹克衫，焦先生把雪莲抱起，嘴里嘟嚷着：“再大点叔叔就不能抱你了！”这件红色的羽绒服是我在淮海路旁一间出口转内销的时髦小店里给雪莲“淘”到的。被“焦先生”看到，他问了地址，踩着脚踏车“飞”去那里，买了一件红色同款大号的。那几天，青话的院子就看见这两团红色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我爸笑着说，这个“疯子”。

其实，焦晃就是一个“戏疯子”，每次排新戏，他都扛着“铺盖卷”住在团里的办公室。我们全家那时住在团里，晚上排练场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一个“疯子”在里面“孤奋磨砺”。第二天早上，他会把刚刚起床的父亲强行“请”到排练室，看他的戏。这俩人常常是一个眼神就知道彼此要什么。中午，我看到他在主楼前的草坪上光脚漫步，我试着问，焦大叔，您干什么呀？他看我一眼，脚不停步，“你不懂，我接地气呢”。有时遇到问题，他也会拉着在院子里的雪莲说，雪莲啊，你说怎么办呢？雪莲双手一摊，我也不知道。我妈在边上看得大笑。他们都是上戏的同学，是莫逆之交。当年，我妈随我父亲去东北，焦先生是第一个反对的。“文革”中焦晃隔离释放后，我妈一到上海就去探望。他说，你妈在学校时，与一般同学都不一样，就像是19世纪里的人。我说，是啊，我妈也随我父亲去了东北漠河。那天，说到我妈，他叹了一口气说，顾孟华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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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人也会被蚊子咬”

我幸运地经历了《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全程的排练，对我日后从事导演工作影响不小。这个戏可以说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焦晃饰演的马路工从开幕时在舞台正中拧开水龙头刷牙，到最后“婚礼”那场空空的舞台上，仪式感十足地具有舞蹈、雕塑感的戏剧处理，他与李青青饰演的少妇挽手横跨舞台的大调度令人至今难忘。

这次，雪莲提到了这场戏，焦先生竟然一字不落地念了这段精彩的台词，说完这段台词，他还沉静在其中，就如同舞台上的停顿，台灯的光正好照在他的侧脸，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年代。焦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每天这个时候，剧场里一根针掉下来都能听到……一个礼拜六场戏，外部形态一样，可是内部感受没有一天相同。有两场特别好，有两场一般，有两场惭愧，每天都不一样。所以人家说焦晃我看过戏了，我马上问是礼拜几看的？几号我不记得，礼拜几我记得，记得戏的好坏。”

雨还在稀稀落落地下着，焦先生已抽了第五支烟。

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他来北京，我去看他。那天，也是一个雨天，我们被困在宾馆里。他问我是否看了《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我说，我在北京回不去。他认真地说，你还是学艺术的？这么好的戏，买一张机票就回上海看了。他说得如此轻巧，那时，我一个穷学生哪能买得起机票说走就走。他看我在发愣，说，好吧！我给你演一段。他真的就在床上开始演安东尼的最后一段独白：成就的事业付诸东流，纵然有盖世的威力，免不了英雄模糊的背叛。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悲伤，当你思念我的时候，请想起我往日的光荣……

“说完，轰然倒下。”焦先生声情并茂地演完，“这个时候我重重倒下，一定要有两个大个儿才能把我接住。”虽然没有化妆、服装，不在舞台上，但“安东尼”临死前那复杂的情感让我一下子进入了莎士比亚的世界。我发现他在念那句“我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高贵的君王”的时候，还在自己的脚踝上挠痒痒。这几乎是电影中才可能用的细节表演方式。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一个伟大的人，也会被蚊子咬。一个临终的人，感官是最敏感的，也怕痒。——让我受益匪浅。

1999年初回国，约他吃饭，他说晚上他要看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我演康熙”。那时他住在田林新村，我摸到了他家。不大的客厅里，有一个醒目的酒柜，沙发前是一台19寸的电视，频道已经调到了中央一台。焦先生给我泡了一杯绿茶，茶桌上还有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黑色老式钢笔。电视剧准时开始，我一下子被剧情吸引，也被“老皇帝”康熙折服。在看剧的过程里，焦先生不时翻开他面前的笔记本，对照着荧屏上的戏剧场景，不断写写画画，不时喃喃自语，“这个地方不对了……”我心中突然升起了一阵感动，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大演员对待艺术就是这样虔诚，这也因此决定了他事业的高度。焦先生塑造的“康熙”是如此地深入人心、无人可及，他对这个角色也是念念不忘。这次，焦先生还一字一句、身临其境地演绎了康熙临终时一段数分钟的独白。我们惊叹他的记忆力，对艺术、对表演的挚爱，可是谁能想象，五分钟前，他还连问了我和雪莲两次，你妈怎么样了？可我妈已经走了八年了。也许是我妈在他心里一直活着吧……

焦先生看着雪莲的儿子，说“有点像舅舅”，接着对孩子说，“耸肩，垂肘，立腰。男人要挺拔。”看着我的裤子，又给了意见，直筒裤一穿上裤口显小，因为，大腿粗。要穿裤口大的裤子。我说，那就是喇叭裤了。他笑了，笑得像小孩。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几年前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声音虚弱：“雪桦，我不行了……”我马上约了曹可凡和史依弘赶到第六人民医院看他。看到我们仨，他像是病情立刻好转，与我们谈笑风生，还对戴着巴拿马草帽的可凡说，这帽子要压着戴，说着，把帽子拿到手里，把帽沿折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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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一棵路边的小树”

坐了一下午，雨却越下越大。焦晃的太太晓黎回来了，她看见雪莲十分亲热，马上问道，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在哪里见的吗？雪莲说，当然记得。有二十年了吧，在上影厂对面的白桦餐厅。焦晃叔叔走到我面前问，你是雪莲小姐吗？晓黎说，那天，他看你坐在我们后面那桌，看了半天，终于，憋不住了，走去问你。雪莲看着坐在沙发上的焦晃说：“叔叔太可爱了！”

焦先生是个性情中人，爱憎分明，刚正不阿，善良纯真，在我接触的演员里也是文化根底最深的一位。他说，十七世纪的文化是个高峰，十八世纪是另一个高峰，十九世纪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中国的八十年代也是一个文化的高峰。他对老子、庄子，佛学、易经都有研究，客厅里，挂着一幅画，上面写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说，自己一生都在研究其中的哲学，感受其中的意味。他还同我讨论《易经》，说“易”者，“日月为易”象征阴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变易”，二是“简易”，三是“不易”。简变、变化、不变三层含义里面不变的东西是：“元亨，利贞”，可理解为：坚持正道，通达顺利。他说，人间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真正不变的只有变化。应该说，人到了这个境界，就进入了另一个维度。他把自己比喻为一棵路边的小树：

街边上孤零零长着一棵树。它很不起眼，嗯，但它是一棵树，春夏秋冬以各种长相站在那里活了下来。后来在它身边出现了很多时装店、海鲜馆。灯红酒绿，那棵树在月下显得黯然失色，它虽然也不曾想过要去争什么风光，可有人偏觉得它不顺眼。它不会自己倒下来，但是如果一定让它躺倒，当然也无可奈何，它只是感到很悲凉。无须紊乱稳重，无意要尊严和优雅，它朦胧地感觉到荣与辱，强与弱，进与退，有与无的真实意义，是天底下不大容易说得清的问题。眼前来来往往的人都很忙碌，对这也未必就明白。一天，过去在树上栖息的小鸟飞回来了。小鸟来自一个新天地，很精致，很美丽，这次是与它告别的小鸟在树上扑腾了起来，又飞走了。那棵树虽然不习惯过分的伤感，可是树心里渗出了一阵颤抖，它依然本分地呆在了那里。

焦先生用富有磁性的声音背诵了这段他写的人物构思，我听着也像是他对自己的写实。

焦先生说，“我就是为舞台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