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喜欢上海

葛昆元

1993年5月，北京杨花飞舞，一片春色。我去采访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赵萝蕤教授。

年逾80岁的赵先生用普通话向我讲述了她如何花整整12年，翻译完成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随后，我问她：“您老去过上海吗？”赵先生听了，立刻笑起来，突然改用上海话说：“去过。上海老闹猛的。我老欢喜上海的。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城隍庙南翔小笼包，太好吃了。”她停顿一下，又说，“一口咬下去，那一包汤汁，实在是太鲜了！”说完还啧啧两声，一副陶醉的样子。

我笑道：“赵老，何时再到上海来，我请您再到城隍庙南翔小笼包店吃个够。”她连声说：“好啊，好啊！”

人们对一座城市的喜欢，常常因为一种食品或一幢房子，也可能是那里的几个老朋友，或者是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赵萝蕤先生就因为小笼包，喜欢上了上海。

那么，因为有几位老朋友而喜欢上海的人就更多了，比如冰心老人。

也是在那年的5月。那天上午，年届92岁的冰心老人看到我带给她的《上海滩》杂志，很自然地和我说起了上海。她告诉我，她出生刚七个月，父母就带她到了上海，一直到四岁才随父母去了烟台。

我问她：“喜欢上海吗？”她说：“喜欢，但也有不喜欢的地方。”我有点愕然，屏住气听老人说。冰心老人严肃地说：“当年，我最恨上海马路上的‘红头阿三’，他们经常在马路上谩骂殴打中国老百姓。”“是呀，着实可恨！”我附和道。“但是，上海也有我喜欢的事情。”冰心老人说。

我问：“哪些事？”

冰心老人告诉我：“上海很早就是一座开放城市，汇集了各种人才。进步文学创作活动非常活跃！1946年，我到上海，会见了巴金等老朋友。后来在1980年，我从日本访问回国路过上海时，曾在上海逗留了几天，再次见到了巴金等许多老朋友。”说到这里，她有点遗憾地说：“又是十几年过去了，真想再去上海，与上海的老朋友们再聚聚，但医生不允许。好在上海的老朋友常给我来信。昨天又收到了巴金的信，很高兴。”

我说：“这么多老朋友给您来信，那么您对上海的发展一定很了解吧。”

“是呀。”冰心老人高兴地说，“我不仅看上海老朋友来信，而且还从报纸上看到浦东已经开发开放，还造了大桥，开了公路，很高兴。我希望浦东能建成一座新的上海城。”

我为冰心老人对上海的深厚感情而感动。此刻，我看采访时间已到，便想起身告辞。不料，冰心老人又问我：“如今上海市领导中有无女同志？”我立刻如实回答：“有！”并说出那位女副市长的姓名。冰心老人听后开心地说：“好！多些女同志好！”

相比冰心，外交部原副部长韩念龙喜欢上海，则是因为他在上海崇明岛一段气壮山河的抗战经历。

那天，韩老与我一谈起上海，就十分感慨地说：“上海崇明岛上的老百姓爱国、豪爽、侠义、不怕牺牲。”我有点疑惑，韩念龙是贵州人，怎么会对崇明老百姓这么了解呢？

韩老告诉我，1939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秋天，上级领导刘长胜派他到崇明与茅珵、陈国权同志一起领导崇明抗日民众自卫总队，担任政训处副主任，主管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久，他们指挥部队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但也遭到敌人的疯狂反扑。在日军调集重兵大扫荡之前，部队奉命撤出崇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当时韩念龙病重不便转移，只能留在岛上隐藏起来，由地下党组织和可靠的群众掩护照顾。敌人清剿落空后，便对崇明老百姓进行威逼利诱：交出抗日游击队员有赏，否则就杀头。可是，竟没有一人屈从。于是，日军就对岛上抗日群众进行残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竖河镇大烧杀。

说到这里，韩老有点激动，停了一会儿说：“我是在崇明老百姓的掩护下，才得以养好病安全撤退到苏北根据地的。”“后来，您与崇明的老百姓有联系吗？”我好奇地问。“有哇！”韩老高兴地说，“去年冬天，我当年的房东苏雅英同志还在其女儿、女婿陪同下，特地从上海崇明岛来北京看望我和老伴，我十分激动。”

“这份深情厚谊真使人感动！”我说。“是呀。”韩老继续说，“苏雅英当年还是个年轻姑娘，有文化，家境不错，住房宽敞，我们游击队常在她家休息和隐藏。其实，她家没有一个在党的，但却十分可靠，不怕汉奸告密，不怕鬼子屠杀。十分了不起！几十年来，她一直与我们保持通信联系。”

韩老的深情讲述使我明白了，他喜欢上海，是源于与上海崇明人民在抗日烽火中，结下的生死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