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正文
买书不如借书,此话源自清人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因为借来的书须及时归还原主,迫使借书者赶紧阅读;而买来的书,总是自家的,放在书架上可从容而读。日久天长,也就记不得了。
袁枚此言,笔者深有体会。1966年因父母买过股票,遭抄家之祸,当时家人脸皮薄,见邻人抬不起头,便寻思换个环境。天一黑,我便陪着母亲,拎着糨糊桶,拿着写好的“调房启事”张贴在电线杆上,见有人来看,赶紧连连声明:我们贴的是调房启事。
没几天,有人打来电话,约我们去看房。有一家离我家不远,母亲让我去访。敲门入内,是位年过半百的老者,我一进屋,大愕。25平方米的一大间,没什么家具,四壁都是书柜,只有一个写字台,旁边有衣架,挂着几件衣服。让我特别好奇的是,主人居然在叠起来的书上,搁了一块木板,上面铺了床单与被子,我笑曰:“老先生睡在书上哉。”老者姓袁,他自嘲道:“我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睡在书上,随手取书便当呀!”
想想也是,抬手便可拿起一本想看的书,岂不乐哉!当时我家被抄后,手头喜欢的几十本书与黑胶唱片,皆作“四旧”拿走了,正愁无书可看,见一屋子的书,顿时双眼发亮。
袁先生见我羡慕之情露于色,便猜出我心思,说:“你喜欢看书?”
我便每日早餐少买一根油条,省下4分钱,日积月累,买了几十本心仪的书讲了一遍,又叹口气说:“现在全没了。”
袁先生大度地说:“我可以借书给你,但你不能对外言传。”
我连连应诺,满屋子的书,还有一小间,也是“书库”,少说也有上千册,看得我眼花缭乱,一时不知借什么好。袁先生便指着一大叠杂志,“你若喜欢读普希金、雪莱的诗与莎士比亚、果戈理、契诃夫的文章,你可先读这套杂志。”
我取过来一看,原来是《译文》,又听袁先生说:“《译文》最早是鲁迅于1934年创办。1953年由茅盾任主编的《译文》出版,至1959年更名为《世界文学》,从1953年至1966年的杂志,我这里都有,你可以借去阅读。”
我一听,大喜过望,赶紧连连鞠躬,表示感谢。
就这样,我每次借三本《译文》,五天后归还续借,前后有半年之多,把全套《译文》《世界文学》都一一认真读了,并将其中喜欢的诗文抄录下来。
因袁先生的藏书以外国文学为主,我又借了蒙田的《随笔录》、西班牙小说《小癞子》、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薄伽丘的《十日谈》,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
令我惊讶的是,除了中国大陆版的外国文学,还有不少直排本的港台版欧美小说,因为是繁体字,我还看不明白,这样读了半年,才学会了读繁体字直排本,这对我后来读中国古籍原版打下了一点基础。
与袁先生调房没成功,我家与南京西路一家住户完成了调房意向,不料办手续时,房管所发现我们两家都抄过家,说是“漏网户”,于是双双被收去一间房,房子没调成,还少了一间房,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有时候,不动是最好的;急着动,便是一个败着。
在这次调房风波中,我唯一的收获是多读了几十篇欧美文学作品,我把借读抄录的普希金、拜伦、海涅、济慈、雪莱、歌德、裴多菲……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编成了一本《外国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沮丧中的唯一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