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次献血

崔桂仙

我今年72岁，这辈子献过四次血。朋友们听了吃惊不小：你献过这么多血？思想太好了！我哪里是思想好，只是做了想做的事。

1968年，我上山下乡来到崇明岛农场。1970年农场组织献血，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无所谓，有的很害怕。我那时19岁，懵懵懂懂，只知道血是宝贵的，可以救人性命，我身体蛮好又不甘落后，就报名了。

第一次献血是在自己连队的食堂，条件非常简陋。几张课桌椅连在一起围成一圈，圈里是穿白大褂的医生，圈外是排着队叽叽喳喳的知青。轮到我，我紧张地伸出手臂，医生用碘伏擦几下，熟练地用针头刺进我手臂血管，医生拍拍手腕，殷红的鲜血缓缓流出，进入一个透明塑料袋。

当我们献完血，立即得到一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和两块香喷喷的小圆蛋糕！这对于每天在食堂吃惯黄芽菜烂糊肉丝的我们，是一次奢侈享受。直到今天，我还怀念那杯冒着热气的麦乳精和香气扑鼻的蛋糕。更开心的是，我领到一个红色的纸袋，正面用大红字写着“向光荣献血的同志学习、致敬！”另一面印着毛泽东语录“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纸袋里面，有18元钱，这是我们的营养费。18元啊，是当时一个月的工资！50多年过去了，那种被关怀的幸福和开心，记忆犹新。

隔年，农场又组织第二次献血，我又报名了。是不甘落后，是想念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还是因为缺钱？我说不清。这一次献血，要去很远的一个连队。我们几个人，冒着酷热，来回走了十几里路。献完血，急匆匆赶回连队。正值农忙时节，下午我们顶着烈日到田里干活去了。那时真是年轻啊，个个血气方刚，上午献血，下午干活，也没见谁头昏眼花，晕倒在地里！

我不会忘记，连队成家的年轻妈妈，献完血喝了那杯麦乳精，把两块蛋糕小心翼翼包起来，带回家给孩子吃。如果有现在那种加盖的奶茶杯，年轻妈妈一定也会把麦乳精带回家去给孩子吃的。母爱比天大，比海深，等到自己做了母亲，体会更深了。

拿了18元营养费的我们，经过小卖部买了半斤万年青饼干、几个桃酥饼，心里美滋滋的；年轻的妈妈，倾囊而出，在小卖部买两斤混纺绒线，委托没成家的知青，帮着给她们的孩子织毛衣毛裤；也有党员干部，将献血所得18元，作为党费上交组织。

第三次献血的时候，我已是一名医大药学系的学生，作为医学院的学生，献血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我和同学们一起，到正规的献血机构，再也不是农场连队那些围起来的桌椅板凳，而是雪白敞亮的房间和崭新的医疗设备。热气腾腾的麦乳精和香喷喷的蛋糕依旧，但是，无偿献血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营养费不再有。只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那麦乳精和蛋糕的美味和香味不如从前。

献完血，医学院同学回学校继续上课，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没人缺课。

第四次献血，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药厂工作。厂里为了完成献血指标，再三动员，可是有人还是害怕，想法逃避。医学院的中医老师说过“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气血”对生命很重要。我已经有过三次献血经历，增长了许多知识，知道人类血型的分类，知道了自己的血型，知道血液对于生命至关重要。于是我再次报名。

这第四次献血，我得到最丰厚的待遇，厂里让我休息整整一星期，国家给我献血补偿，单位给予额外奖励，甚至细致到为我报销献血后乘出租车的费用。上级工会让我去杭州和千岛湖疗养。我非常开心又觉得愧疚。

想到我的血抢救了病人，心里很高兴，觉得很光荣。可是我也有遗憾，我献血四次从未拿到过献血证书。上世纪90年代，我听说若有献血证书，家人急需输血可以优先获取，否则就需要申请。

如今我已逾古稀之年。万一有一天，我的家人和我遇有不测，需要紧急输血，我这个献过四次血又没有献血证书的普通老人，希望能够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