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有个家

口述 庄先生

我1933年出生，今年91岁了。1950年12月，我正在上海清心男中读高二，因平时喜欢搞搞无线电，就直接被安排到部队搞雷达去了。到部队的前八年，调动频繁，任务繁重。同时因为年纪还小，找对象的事还真的没有想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对象的事渐渐突出了起来。

说到婚姻，因为部队嘛，特别是参与雷达的军种，肯定是会有些框框和要求的。

我读的清心男中，从初中到高中，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女同学。在部队就更不可能接触女性了。

年龄一年一年上去了，到二十五六岁时，家里也着急提这个事了。1958年，我有个毕业于东吴大学的表姐夫，是在人民政府当法官的。他是浙江沈家门的人，他们家原是渔业商人，还有点钱，但是到解放的时候差不多没什么钱了，成了“破落户”。他的妹妹在杭州念大学，是体育系的。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师范学院当教师。我表姐说这蛮好嘛，就介绍给我了。经过组织的一番调查，这个婚就成了。

1960年，我们在上海卢湾区领证结婚了。为什么会在上海登记呢？主要原因是我父母都在上海，另一原因是当时正巧将全国空军部队的文教干部集中到上海江湾五角场的空军驻地搞“大学语文师资训练班”。我那时就被选中，从雷达站站长的岗位上调任雷达团文教干事。就这样作为文教干部在上海五角场学习了大半年。当然，训练班结束后就回沈阳，领导和政治处的战友们也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他们知道我要结婚了，就凑起来给我买了一个小台灯作为礼物。临去上海的时候，政委还叮嘱办婚事要节约啊！

其实，我们的结婚超简单，讲出来给现在的小青年听，他们都不会相信，就是去政府民政局登记一下，也没有什么小本本，而是一张八开大的结婚证，还是彩印的。那是当时流行的，因为我是军人又是党员，她是人民教师。所以，既没有请客吃饭，更没有办什么仪式。上海的几个亲戚发点糖就算知道了。我爱人在师院，也是在同事中发点糖就完了。两人喜结良缘总要拍个照啊，职业特殊，也就不可能去拍婚纱照。是社会的因素，还是心理的因素，也说不清楚了。我们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我是穿军装的，一张我是穿中山装的。我爱人买了一套新衣服，本来是扎两根小辫子的发型，拍照前，把头发也烫了一下。后来，我儿子还将一张照片印在交通卡上。

至于双方的老人，因她妈妈早年去世了，爸爸在沈家门。乘休假时，我们就坐船去了一次沈家门，在那边请家人吃了一顿饭。我当时的军衔是中尉，薪金月72块6毛钱，结果才花了几块钱，有鱼有肉有家乡菜已经非常丰盛了啊！我爱人家里兄弟姐妹多，蛮热闹的，这也算是办了结婚酒席了。

关于婚房，我是有一间的。否则，我从部队回来怎么办呢？原来我父亲在华东水利部工作时，曾用几根条子顶下了南昌路的一个楼面。朝南的房子，我父母亲住着，后面一间就空着。有一段时间，我二舅舅在银行工作的女儿住在里面。我结婚后，这房间自然就让出来了。

婚假过后，我回沈阳仍住部队宿舍，我爱人也回上海师院的宿舍。

那个部队战友送的小台灯就给她带着，我还为她装了一台五灯管的收音机。我们搞雷达的装这个东西是小意思了。她一个人在宿舍既有台灯，又有收音机，也蛮温馨的。当教师的好处就是有假期。放假的时候，她也来沈阳。部队的领导希望她调到沈阳的大学来，而且已派人与沈阳师范学院联系，他们非常欢迎，因为他们学校正缺女教师。但她执意要留在上海。就这样我们两地分居了近十年。直到我转业回到上海。毕竟，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