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过婚礼才算成家

口述 夏先生

我是上海的女婿。湖北武汉人，1947年出生，是当时的高中生。我爱人1950年生人，是上海到江西插队的知青。因她大哥大学分配在东北。后支援东风汽车厂来到湖北十堰，也就将妹妹带进了工厂。后来，我俩都上了大专。上世纪70年代，我和我爱人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相识、相知、相爱。

我们是1977年7月领的结婚证。那时，领了结婚证并不等于成婚了，一定要办婚礼的。1978年1月，我与在武汉的父母商量，我俩于30日坐船从武汉到上海。我爱人的娘家在上海河南北路365弄图兰里，这个里弄很长。我爱人家住在一幢三层小楼的底楼，是公房，家里人多其实很挤。一楼的楼层比较高，所以，搭了一个小阁楼，一个人勉强能站起来。我爱人、我丈母娘、我妹妹就住阁楼上。我小哥在阁楼下隔了一个卧室，我和小哥就挤在一张床上。在上海的那些天，我和新婚的爱人并没有住在一起。

2月10日，我们在上海的婚礼是办了两桌酒席。来的都是上海的亲戚。印象深刻的是有海鲜，如油炸带鱼，这在当时“三线”厂的十堰，甚至在武汉也是看不见的。还有上海特色菜烤麸和塞肉的油面筋，很香很好吃。我的丈母娘忙里忙外很辛苦，还有我爱人的两个妹妹和表哥、表嫂来帮忙操持。其实，婚礼的前些天就开始忙碌了。上海弄堂里的居住条件没有单独的厨房，厨房是几家在房屋后面操弄的。一排水龙头和水池七八个，每户都有自己的水表。也没有煤气灶，是烧蜂窝煤炉。婚宴一开始是冷菜和有些蒸菜，比如霉干菜扣肉。后来炒菜的时候，就从邻居家借了一个煤炉。酒桌上热情很高，全是上海人，唯独我一个外地人。

我拿着白酒杯挨个给大家敬酒，大家也都站起来表示祝贺。

我爱人的大姐，在北京工作，二姐在西安工作。她们没有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大姐送了两床新被子，二姐送的是两个凭票购买的木制新马桶。所以，她们的心意都表达了。我们回家的时候，两床被子没有带走，就是留给家里人了，马桶也没有带走。我丈母娘家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也是有意识留下的。

我俩没有拍结婚照，更没有拍婚纱照，大概没有这种时兴吧。在上海，我俩去了有名的西郊公园，那里有照相的，就拍了两张照片，就是结婚照了吧。1981年，我们回上海探亲，在河南北路的红衣照相馆补拍了一张婚纱照。尽管现在看看那婚纱也很简单，终究是幸福的见证。

我们在上海待了一周。办完上海的婚礼，从上海启程就打电报给武汉的家中，父母就开始准备了。武汉的婚宴也是在自己家里办的。当时正逢春节，我老家亲戚比较多，整整办了十桌。我家是个平房，地方也比较大，后面还有一个院子，酒桌摆在院子里蛮气派的。菜肴都是自己家的亲戚帮忙烧的。

武汉婚宴的特色跟上海不同，一定有几道主菜。一道菜叫做粉蒸肉，第二道叫做黄焖肉圆，还有一道肉糕。有人舍不得吃，就夹在自己边上放着，然后包起来带回家。我从上海带来的喜烟，一桌一桌地敬给长辈。办完武汉的婚礼，我和爱人就住在一起了。

为什么77年就领结婚证呢？因为那年正好轮到我们这个工龄可以分房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