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座红绿灯的隐喻

马尚龙

淮海路上爱司公寓底层还是大方布店的时候，店门外有个交通警岗亭。我一直对这个岗亭有个人化的念想。后来才知道，这个岗亭，也是上海很重要的集体记忆。

中国第一座红绿灯，就是在淮海中路瑞金路十字路口亮起来的。

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往事了。

1919年8月26日据报道，上海霞飞路和圣母院路（瑞金一路）、金神父路（瑞金二路），出现了上海第一座红绿灯。

显然，这个路口是当年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很容易发生交通碰撞事故。繁华需要有繁华的指数，碰擦需要有预防碰擦的措施。这个历史性指数和预防性措施，选择了红绿灯。

据1924年出版的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记载，在有红绿灯以前，公董局雇佣人员站在交叉路口中间，手持一块木牌；木牌一面涂白漆，一面涂红漆。遇两条马路两车同至，视情举白面牌表示放行，举红面牌表示停车，依次放行。白面牌就是后来的绿灯行，红面牌就是后来的红灯停。

有了红绿灯，就需要有操作红绿灯的人。在红绿灯之下的十字路口，站着一个警察，拿一个线控的键盘指挥过往交会的汽车，像现在玩游戏一样。

城市交通的秩序，有了红绿灯，才法律化地确定下来。红绿灯是上海秩序的象征，并且渗透到了上海人的做派中去。

有个很是普遍的说法，上海人富有契约精神。在我看来，红绿灯恰是隐喻了上海的契约精神。“红灯停，绿灯行”，是个体服从与社会保护的契约关系。每个人在服从红绿灯的同时，也在受着红绿灯的保护。社会化契约不只是规定了个体的义务，也规定了社会的责任；只要个体尽了自己的义务，社会就有责任保护个体的利益。个体义务和社会责任，是由红绿灯来体现双向信任的。

在城市里，每个人和生活方方面面发生的关系，都隐含了红绿灯的意义，也是契约的意义。是与非，荣与辱，倡与禁，彼此间行为处事有规可循，有界可依，何尝不是一座座红绿灯在发生作用？当然，闯红灯也一定常常发生，就需要红绿灯的“键盘手”出手了。

虽然中国的第一座红绿灯是在上海亮起来的，而且在中国红绿灯最多的城市也一直是上海，但是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的红绿灯并不普及。即使是在淮海中路，从西藏南路到常熟路，也只有六七个十字路口蒙受红绿灯的宠幸。也只有这六七个十字路口，是有公交车交会的。

有了红绿灯，后来也就有了岗亭。最早的岗亭是在十字路口中央，后来才搬到了街角。红绿灯稀少，岗亭就是马路的一道布景，而且也是“沉浸式”活动的道具。

从我有记忆开始，淮海路瑞金路口的岗亭，一直立在瑞金大楼（爱司公寓）门口。有过一张淮海路上“红领巾给警察叔叔送茶水”照片，就发生在这个岗亭。还看得到马路对面的马兰花童装店。

如今一看便知道照片是摆拍的，但是在当年，照片中的两个红领巾让很多小学生心生羡慕。很多年后会发现，照片传递了两个信息至今还有价值。一是附近的中学小学加起来有近十所，学生实在多，选择这个岗亭有典型意义；二是可以轮到去送茶水擦玻璃窗的都是好学生；学生要学好，作为公序良俗总归没错。

当年很多交通警岗亭，都有红领巾送茶水擦玻璃窗的照片，只是对于我，淮海路瑞金路街角的岗亭多了亲切感。我住在淮海路，读的小学也在淮海路上，经常经过这个岗亭。

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我还是小学生，梦想有一天也拎着钢种茶壶，为警察叔叔送茶水一杯。后来回想起来，我更想承担的角色是擦玻璃窗，那就可以看到警察是如何扳红绿灯的了，假如还可以把手伸进去扳一下，做一次键盘手……可惜这梦想始终没有实现。

后来红绿灯不需要手动操控了，岗亭也就因多余而被拆除了。我看到过还有警察岗亭的瑞金大楼照片，那时候街面商店还是大方布店。那时候没什么人知道这幢老房子是邬达克设计的，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