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里中学

正凯

五里中学，是我的母校。我在那里两年寒窗读完了高中。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处在“文革”后期的教育工作秩序逐步恢复，这才有了五里中学二年制的高中班招生。经过考试、政审，我被录取，编在恢复招生后首届高中（一）班。

五里中学坐落在五里老街西首，绿树环绕一片青色砖瓦窗几明亮的校舍。徜徉校园的两年里，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开学伊始，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我们班羊姓同学代表新生讲话，与会全校师生神情严肃，“为革命而读书”是那时的口号。他的讲话稿估计经校里把关，但后来也成为我们调侃他的话题。当时没有恢复高考，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可谓凤毛麟角。虽然如此，我们仍有新生初进新校的亢奋，有着要认真读书的思考。我们先天不足的是初中基础知识薄弱，因此在高中课程面前有点手忙脚乱。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较高，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为此也闹出一些笑话。由于没有学过英语音标，有的同学就用中文标注，课堂上就出现了读英语短句“非常感谢”时的“三块肉给妈吃”的发音，引起哄堂大笑。当然，我们这届同学中不乏优秀者，有的对数理化理解能力强，善于破解难题；有的才思敏捷，能融会贯通；有的写一手好字，笔锋秀丽。我则相形见绌，差距较大。为此，我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始，课余时间抄写《成语词典》以习文练字。临近毕业，一本辞典抄完了，但自感写字长进不大。

难忘师恩。一批学历高、教学能力强的老师因各种原因集聚位于穷乡僻壤的五里中学，这是我们的幸运。武老师的语文课犹如行云流水，表述清晰。至今难忘一次晚自习时，他来教室叫我到办公室，耐心地指出我作文中存在的问题。教数学的陈老师逻辑分析透彻，易于接受。复旦大学毕业的金老师每次上英语课，都能让我们领略到他的学识造诣和儒雅随和。身材不高的郑老师在讲台上嗓音洪亮，把物理化学原理讲得头头是道。还有大学历史专业的常老师多才多艺，组织学生在课外时间排演京剧样板戏。读过私塾的周老师以工整的蝇头小楷为我们填写毕业证书。

两年里，我们还“兼学别样”，去生产队帮助夏种，赤足田埂，插秧送肥；参加公社的水利建设，寒风中挥锹抬土；历时一周去工厂车间，在机器轰鸣声中潜心学工。弱冠之年，青涩的我们也会有逾规之举。晚自习时集体逃课，步行几里路露天观看电影芭蕾舞剧《白毛女》。我当时边看边想，这是个什么样的学校，怎么能演绎如此恢宏的佳品，以致现在每次路过上海舞蹈学校门口，我都会致以注目礼。

两年高中的日子里，我们住校的同学在每天碗筷声中，在二十多人上下铺的寑室内，在朗朗书声的教室里，建立了纯真的学友情谊。类似“同桌的你”的故事，那时的我们没有可能。我们深知，在生活清苦的读书声中伴随着父母家人的节衣缩食，凝聚着老师们的挚爱与奉献。由此，也炼就我们勤奋刻苦、坚毅的秉性。

我忘不了五里中学，这是我的成长地、出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