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抽屉是收纳的分类,也是秘密的开始。
先说一个冷知识:中国家具什么时候开始有抽屉?有同学举手:抽屉是诸葛亮发明的。对不起,这只是戏说。自古以来,无数个发明创造都算在轩辕、神农、鲁班、诸葛亮“四大天王”头上,这也算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上世纪60年代,在常州的一座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一具镜箱,有两层小抽屉。但中国主流家具普遍使用抽屉应该在明代。
在“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两宋,苏东坡、陆放翁以及李清照等大咖用惯了盒、匣、箱、箧、筒等独立的、便于携带的器具,也用上了很通透的格架,线装书不能塞满,留点空间给瓷瓶、玉炉、湖石。我在书架这一边,君在书架那一边,中间隔着珠玑文字构建的大江东去、绿肥红瘦。
明代隆庆初年“准贩三洋”的政策重启海外贸易,使沿海城市商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五方之贾,熙熙水国……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明周起元序《东西洋考》)”市场繁荣,风尚改变,民间“兴起了普遍讲求家具陈设的风气(王世襄语)”。在文人圈里,文房用品之繁多,简直到了狂想无边的程度。
就这样,中国古典家具进入了黄金年代,抽屉也严丝合缝地楔入世俗生活。抽屉让家具增加功能,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收纳习惯和思维方式,并拓展了审美空间。当然过程有点曲折,明代的黄花梨家具,比如简约空灵的书案画桌,偶尔会在牙板上嵌一两只暗屉,含蓄唯美。闷户柜的抽屉堂而皇之,拉手多白铜錾花,艺术品级反而受损。书橱俗称圆角柜或面条柜,打开两扇门后能看到上下两部分之间横贯了一对小抽屉,配吊牌式铜拉手。在《长物志》里,文震亨坚持认为“橱殿以空如一架者为雅”。拍卖会如果有古典家具专场的话,可以去看看其中的奥妙。
西洋家具有抽屉不比中国晚,说不定更早。老外也喜夸饰,号称始于古希腊,但至少在中世纪流行的哥特式家具上普遍出现了抽屉。此后欧洲人沉迷于巴洛克、洛可可的繁复与浮华,抽屉也为设计师与工匠提供了精雕细刻的机会。于是,孀居的伯爵夫人把写到一半的十四行诗藏在抽屉里,出征前的将军则把遗嘱和刻有族徽的短剑留在抽屉里……直到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这一代作家,将推向高潮的情节是:目光坚定、鼻梁挺拔的帅哥拉开抽屉,拿出一把左轮手枪。
今天在西洋古典家具商店里还能看到专为女性定制的书桌,边沿为波浪般的曲线,与桌面浑然一体的立柜里有几只小抽屉,存放饰品和信物。初恋中的少女写好日记,鹅毛笔与墨水瓶归位,吹灭蜡烛,将柜子上沿用细木条串起的卷帘拉下来,上锁,腮边红晕渐渐退去,花园里月光如水,晚风轻拂树梢——这是欧也妮·葛朗台或娜塔莎的精神堡垒。
同一时空下的中国人则将情诗公开,将热血滴在酒碗里,将宝剑挂在墙上,在月黑风高的沉沉夜幕中,谛听它发出的召唤。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抽屉为人们迎接新生活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居住空间越来越小,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生活资料管理也必须精细化,多子女的家庭要有足够的抽屉才能收拾一地鸡毛。
直到小学二年级,我才拥有一只抽屉,存放万花筒、陆战棋、香烟牌子和学生手册。大人的抽屉更有吸引力,户口簿、购粮证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的老照片让我一窥出生前的世界。妈妈穿貂皮大衣,足蹬皮靴,戴金丝边眼镜——我家曾经阔过?妈妈说:照相馆里有借的。
工业文明和世俗文化在抽屉上也得到了充分表现,比如海派家具,特别是为中产阶级设计的整套红木家具,抽屉的多寡也成了衡量经济价值的一个方面。连端方稳重的八仙桌,也转身为四面嵌抽屉的麻将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尚,五斗橱一门配五屉,上面一只必定装锁,仿佛是最后的掩体。
如今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讲究一点的家庭会有二三十只抽屉。不过靠一只无盖的木盒来保障私产和隐私的安全,风险不小。于是,资金、股票、理财产品在磁卡或支付宝里,悄悄话和照片在手机里,如果有古玩字画以及猴票之类的话,可与房产证、保险合同一起锁进保险箱。日记没人写了,鱼雁传书的剧情也只能在古装戏里看到。于是,现代家具进入了有屉无锁的开放时代。
这好像是文明的胜利,但抽屉与锁并不这么认为。抽屉仍然是每个人应该守护的疆域,也是放飞心灵的神秘花园,载你驶向彼岸的独木舟。有人将抽屉整理得井井有条,有人任它乱七八糟(多数人是这样),但谁也不愿意自己的领地遭到他人(包括父母)的窥视和侵犯。
一只好的抽屉应该是这样:推进去的是希望,拉出来的是欣喜。
我孙女在读小学五年级,在她自己家里和我们家里分别拥有五六只抽屉,这是自我管理的开始,可是我一直买不到带锁的小书柜。有一天她在写日记,我情不自禁靠近她,准备点个赞,她却将小手压在小本子上:“不能看,这个日记本是带锁的噢。”
太好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必须肯定。社会越开放,信息越密集,隐私越重要。我希望她坚持下去,学会向自己倾诉,向远方眺望,向未来畅想。在一只小小的抽屉里,在一本带锁的日记本里,有我们春潮秋涛般的心思,更有我们的尊严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