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
中国人自古以来把读书看得很神圣。乡塾先生孔丘因为被广泛认为书教得好,历代许多皇帝把他捧得老高,去他们家,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北宋皇帝赵恒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明确指出只要“五经勤向窗前读”,就有可能升官,发财,出门有车马坐,找好看的老婆。不但在当时的民间十分流行,正经八百的各大书院更是奉为哲理。到了北宋晚期,有位叫汪洙的人,干脆给了读书至高无上的定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他看来,天下所有行业都是低贱的,只有读书入仕才是正道。
读书如此美好,自然就成了自古以来无数人的最高人生追求。千百年来无数人对学问趋之若鹜,连许多农民家,过年贴门联,也会贴“耕读传家”之类。“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白丁”就是目不识丁的人,是要被瞧不起的。
学子们读书,不知经历多少艰辛。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里记录了一个叫孙敬的人,读书晨夕不休,半夜实在熬不住瞌睡,就用绳子一头绑在自己的头发上,另一头绑在房子的房梁上,一打瞌睡头皮就吃不消。比他更早的苏秦读书疲倦到想要打盹的时候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锥子扎大腿,扎得血都流到脚上(刘向《战国策·秦策一》)。两个宋朝学生去拜见当时的名流,见人家正在打坐养神,便恭立于门外的大雪中,等名流醒来时,雪已经下了一尺深了(参见《朱子语录》)。
读书的目的,往大了说,是伸展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往小了说,是赵皇帝说的那几大美事。要达到这些目的,首先要取得功名: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乃至驸马之类。
然而,不计其数的总角闻道,白首无成的人就不去说他了,有的人好歹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功名,一辈子却差不多走到了尽头,所谓“暮登天子堂”、所谓“将相本无种”、所谓“文章可立身”,都谈不上了。
古时候有个叫詹义的书生,73岁才考中秀才,媒人提亲,问他年龄,他只好自嘲:“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老婆也娶不到,遑论出将入相。
《三字经》给小孩树了个榜样:五代人梁灏,考状元时,殿试对答如流,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不如他:“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可这一年他已八十二岁了。《三字经》用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无非是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坚持,无论年龄多大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愿望”实现了又如何?《三字经》没有回答。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情况,人们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读书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考一个功名,有了功名什么也干不了,书岂不是白读了?
就是汪洙自己,虽淹贯博洽,熟悉经史,但成年之后,历经多次考试,均未能考中,直到将近70岁才总算考中进士。好在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去做了一个州府学的教授。其为人淳正,是一位好教师,听他讲课的学生众多,有一府之望,被世人尊称为“汪先生”。去世后,朝廷特追赠他为“大夫”,授正四品衔。对他而言,其实毫无意思。
汪洙自幼聪明好学,相传他九岁便能写诗,乡人传为“神童”。一生写了不少浅显易懂、便于记诵的短诗。当时的塾师们把这些诗汇编成《神童诗》,与《三字经》等同誉为“古今奇书”,成为训蒙主要教材。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等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诗句,都在这本诗集里。
一个读书人有这样的成绩,有没有虚头巴脑的功名,也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