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吆喝声里的上海

袁念琪

“栀子花白兰花——”栀子花白兰花是提篮小卖，洁白的花儿躺在蓝布上，衬得典雅；它是江南夏天的符号。栀子花往往串成圆镯，白兰花则被细铁丝牵成双对。上海女性不仅欢喜腕戴栀子花、胸佩白兰花，还系于床置在案。1980年夏天，阔别上海人整整二十四年的白兰花回来了。每天清晨，上海花木公司赴苏州虎丘采购。在恢复供应的第一个月，销售达2460斤；这意味着当时393600个上海人每人一对。

“栀子花白兰花”属季节性吆喝。过去，一到夏天，常在弄堂里见到与我们年纪和个头差不多的孩子，肩背木箱，手中木块有节奏地击打木箱，边敲边喊；或手提一个大口瓶。当时还羡慕他们吃冷饮不要太方便，殊不知是穷人孩子早当家。吆喝在我们面前，就这样打开了一本社会大学教科书。

住茂名南路时，弄堂里常听到吆喝声。有常来常往的，像阿忠老头“爆炒米花——”响起的频率就较高。炒米花爆的是按人配给的粳米，也就是大米；还爆上海人叫“珍珠米”的玉米粒和晒干的年糕片，再高档点是食品厂华夫边角料。这都是上世纪70年代初前，上海小囡经济实惠的主打零食。

来得较勤快的还有磨刀人。同一营生的南北吆喝不同。上海是“削刀——磨剪刀”。故事发生在北方的京剧《红灯记》中，吆喝起来是“磨剪子来——抢菜刀”；听上去是“镪菜刀”，看到剧本是“抢菜刀”，难道是磨剪子生意做好了，才能抢到磨菜刀的生活？不知沪剧《红灯记》里，磨刀人是怎样吆喝？

吆喝为吸引眼球，目的做生意；它是点燃消费欲望的导火索，让钞票如滔滔江水直奔怀来。套句老话：吆喝不是万能的，没吆喝也是万万不能的。也有一种说法：叫得最响的鸡，往往是不下蛋的。这就是说吆喝的效果，有时会适得其反。

看似脱口而出的吆喝，其实经过一定艺术处理以达到最有效的传播。你听：“修——阳伞”，“修”是拖腔，一停顿就窜出“阳伞”两字，一出，戛然而止。也有相反的，“鸡肫皮——甲鱼壳”，拖腔先是“鸡肫皮——”，然后以“甲鱼壳”立停收住。这些都是收去做药材的，甲鱼壳要完整，一掰为二就没用了，说药效全在它背脊的中轴线里。平铺直叙是修棕棚的：“坏呃棕棚修，藤棚修——”过去多是棕棚床鲜有藤棚，棕棚用的时间长了会松会断，那就要修理。儿时，我把有弹性的棕棚当蹦床跳，那就要大修了。

方言是吆喝载体。修阳伞和磨刀是苏北话，收鸡肫皮甲鱼壳是上海话。方言有助于吆喝，能为它加分。用浦东话卖蚕豆，就觉得这豆出自三林塘；闻绍兴音卖霉干菜就不免动心，如听卖栀子花白兰花一口苏州话一样。

张嘴吆喝，不管突出商品或服务；皆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有腔有调。如今的吆喝没调，要么拔挺喉咙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要么像念经干巴巴的“一元商品，全场一元。”更无如当年卖梨膏糖的，把“小热昏”吆喝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曲艺样式。

吆喝已融入生活，成城市一道景。有的甚至变为一种信号：对《红灯记》中地下党员李玉和来说，吆喝是与游击队接头的约定。对上海著名亭子间作家张恨水来说，那就是休息铃；每当深夜，只要卖火腿粽子的人一声吆喝就毫不犹豫地放笔，吃夜点心的辰光到了。

在我们这座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吆喝源远流长。“伲从浦东到上海，五香豆是甜得来！甘草酸梅、黄莲枝，还有怪味萝卜干哎！”这是老上海小贩兜售零食的一段吆喝。还有老上海津津乐道的，“热白果来，热白果。只只脆来，只只大。”尤其是压台的那句：“哎！又香又甜又是糯。”你不觉得，正是在那一声声的吆喝里，上海才活了起来，才那么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