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沦陷区的生活

冯春

农历七月初七七夕，传说天上的牛郎织女难得熬了一年相思岁月，终于能在鹊桥上相会一面，多少悲喜，多少苦楚，终能畅叙一下相隔万里不能相见的相思之情。然而每年到了这一天，却会让我想起昔日家中苦难的一幕。那是79年前的七夕，祖母因吃了不洁食物生了肠胃病，在万般痛苦之下，挣扎着在磨难中去世！祖母去世后第二天，忽然从街上传来喧天的锣鼓声和惊天动地的鞭炮声——日本鬼子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那个七夕是抗战胜利的前夕，是中国人民在日寇铁蹄下呻吟的最后一天，可惜祖母没能看到这一天，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厦门的沦陷在我4岁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应该是1937年下半年或1938年初。听我母亲说，厦门人民在一阵枪炮声后纷纷从厦门海口（地理位置相当于上海的外滩）乘舢板渡往鼓浪屿避难，那时的鼓浪屿是“万国租界”，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本鬼子碍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干涉，未敢贸然进入，我们一家也是乘上舢板往鼓浪屿避难，途中已遇日本军队往渡海的逃难民众开枪扫射，幸而我们平安抵达了对岸，方才保住了性命。但是厦门人民从此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过上了水深火热的八年生活。

在我稍微懂事后，也渐渐体会到沦陷区人民的苦难，那时日本鬼子配给厦门市民每人每月两斤碎米当口粮。所谓碎米，即是稻谷碾成米后筛下来的下脚，其中也混杂着砂子等垃圾，吃到嘴里往往要硌断牙齿。试想每人每月两斤“粮食”，如何糊口。那只能像撒芝麻一样每顿饭撒一把在更粗糙的“食物”上。但就是这么每人每月两斤配给“米”，有人还不惜将这两斤“米”的购买权卖给他人，以便去买更便宜的食物。我记得当时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红薯叶子和手指粗的“红薯”，那是红薯田里收获后剩下的比红薯根粗一点的遗弃物。除了红薯叶子和这种亦可称为小红薯的食物，吃菜皮也是常事，有时在下过雨后，许多人还到山上去捡“地耳”吃，这种“地耳”形同木耳，吃多了许多人都闹水肿，如果能吃到豆渣或麸皮，那不啻是一顿美餐。

食物固然很粗陋，但更令人无法生存的是找不到工作。厦门本来就是一个商业城市，没有工厂，只有商店。在沦陷下的城市里，商业自然十分萧条。往往只能勉强维持，谁又有能力去雇佣伙计。因此失业的人就很多。1941年我父亲病故，家中剩下我们孤儿寡母和叔叔姑母等。母亲没有工作，只能和姑母做一些手工维持生活，还常常和姑母二人凌晨三四点钟带个面粉袋子，走三四十里路到郊区去收购红薯，然后扛着几十斤的红薯又走三四十里路回市区贩卖，以赚取微薄的差价。就这样挣扎着，我们活了下来，但有许多人就过不了这个关。饥饿威胁着人的生命，街上抢夺食物的事举目可见，我目睹一个男人把一个人刚买到手的麸皮糕抢走，那被抢的人追上去把抢食物的人猛揍一顿，打得那人鼻血直流。我还目睹，每天都有几个饿殍横卧在街上，过一段时间便有人拖着板车，用草席将死人一裹，拖到车上运走。车上运走的往往不是一具死尸，而是一堆。

这只是79年前中国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生活的点滴情景。南京大屠杀，大河上下，四万万同胞遭受的烧杀暴虐，我国大好河山遭受的践踏蹂躏，这苦难，这悲惨，国人谁能忘怀！为了取得今天的胜利，我们牺牲了几千万英雄军民。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勠力同心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才能免于再落入异国的奴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