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 上图育我三十春

沈津和恩师顾廷龙

沈津

◆韦泱

时值上海图书馆（简称“上图”）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上图老馆长、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1904—1998）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作为顾老大弟子，沈津应上图陈超馆长之邀，回到“娘家”。在参观馆内陈列的古籍版本时，沈津如数家珍，动情地说：“这些珍本的积累，都与上图几代人的努力分不开。”

1 三十年的师缘

说起上图，沈津满怀感激之情，他在上图工作了整整三十年，在这里他遇到了恩师顾廷龙先生。一九五九年十月，还是初中生的沈津，被召进上图做临时工，虽然每天的工作是整理图书，却开启了他与书籍打交道的崭新人生。他的勤奋好学，引起了上图领导的关注。第二年三月，为了培养青年专业人才，沈津幸运地成了上图馆长、目录版本家顾廷龙先生的学生，开始了“一对一”的传帮带，学习古籍、碑帖、手札的整理、编目、鉴定、保管等。一边工作，上图领导一边给他创造条件，安排他上夜校补习高中，语文就是原《上海戏剧》主编、著名编剧何慢讲授，给沈津打好了文字功底。之后，他又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函授班，系统学习高等院校的图书管理课程。

上世纪七十年代，顾老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坐在对面的一张办公桌前。这样，他面对面在顾老身边工作多年，耳提面命，亲聆教益，何幸如此。每天，顾老会开一书单，让沈津去书库查找，找到后叫沈津先看看，说说此书的概要，然后顾老就该书的版本、内容等，做一些提示，告诉他可按什么线索去查，找哪些工具书或参考书。如此年复一年，对各种工具书均能运用自如，更学会鉴别何谓抄本、校本和稿本了。顾老有时会拿起一件清代学者的手札，告诉沈津这字写得如何，这一点这一画有破绽，不是本人所写，是后人仿的。藏书家或学者在题跋时，常常打好腹稿，一气呵成，笔墨连贯自然。由此，顾老要他每天练字一小时，兴致来了，顾老还会拿起笔，临几行字给他作示范，他看顾老如何运笔，默记于心，之后遍临《孟法师碑》《倪宽赞》等。顾老是书法家，曾参加中国和上海书法家代表团两度访问日本。耳闻目染，心追手摹，已成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的沈津先生，现在也常获书法展览方的邀请，求字者更是络绎不绝。他曾写过《顾廷龙先生书扇》《顾廷龙先生书法二三事》，还编著《顾廷龙书题留影》一书。

那时，顾老工作甚忙，有时顾不过来，就请他的两位助手，上图特藏组的潘景郑先生，原著砚楼主人，另一位瞿凤起先生，原铁琴铜剑楼后人，两位都是国内重要的目录版本专家，来辅导沈津等年轻员工，有时单独面授，有时上小班课，都对沈津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

2004年，为纪念顾廷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沈津先生花了两年多时间，撰写出版了七十多万字的《顾廷龙年谱》。二十年后，为纪念恩师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他对原著进行大量增补，字数整整翻了一倍，一部一百四十五万字的《顾廷龙年谱长编》将在今年出版。他说：“我和顾老相处三十年，做先生的学生是我的缘分。这本书是带着我对先师的感情去写的，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

2 万册珍本的书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担任上图馆长的顾廷龙先生，提出全面整理上图家产。按顾老安排，沈津参与《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项目工作。每天，他会从特藏库内，调取几十部古籍，交请潘景郑、瞿凤起两位先生审校，再根据他们审校修改后的卡片，仔细看哪些地方作了修改，修改的依据在哪里等。那时沈津年轻单身，常常在馆里值夜班，利用这个机会，他就继续白天的看书和卡片工作，做到当天查用的古籍当天归库。学习版本鉴定，大量接触原件是最好的实践，这比学校的教科书更直观，更有实效。由此，沈津先生的版本鉴定功底有了“压舱石”，业务能力实现了质的跨越。几年下来，他已把上图当时馆藏的一万余部善本全部过目浏览。

七十年代中期，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国家文物局给顾廷龙先生委以重任，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顾老在北京开会期间，就给沈津和另一位学生吴织来信：“由北图和我们作试点，这是周总理病中安排的工作，我们务必努力进行”。此后，围绕这一项目，沈津先生跟随顾老北上南下，开会、普查、调研、培训、督办、鉴定等，忙得不亦乐乎。一九七八年在南京召开第一次编委会，沈津先生担任会务组组长，会内会外，他广泛接触各地古籍专家。之后编委会下又分设经、史、子、集、丛五个分编室，他又担任经部副主编，得有更多机会看到各种古籍善本。按编委会安排，他去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四地，指导西南地区书目的编纂进度，协助鉴定一些疑难版本。短短一个月，就调阅了一千多部古籍，有一地区，看了三百多部书，不符合善本收录要求的超过三分之二，可见他这一工作的仔细至极。许多善本是通过各地图书馆上报的卡片来甄别的，而卡片上著录的是否真正善本，书名相同的书是否为同一版本等等，遇到不能从卡片上确认的版本，沈津先生就要到相关图书馆去看实物，进行鉴别，这样，发现不少卡片上看不出的问题，如伪造的清代黄丕烈跋，伪造的清代翁方纲手迹等。包括初审、复审和定稿过程中，都要通过调阅大量原件，来确定著录篇目。如此，在书目整个编辑到出版的十多年中，沈津先生查阅、核对的古籍，当也不会少于万册的。

在八十年代中期，沈津先生成为打开国门后首位赴美进行图书馆专业考察的访问学者。在近两年时间中，他走遍美国重要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发现了一批国内没有的古籍珍本，以及其他珍贵资料，如从没见过的数十张新四军老照片，有陈毅、谭震林等观看战士们操练、生活的照片等，当时海内外报刊作了大量报道。他在作《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和美国东亚图书馆藏书》的专题演讲时，原定四十五分钟讲课后，有十五分钟的解答时间，可听众热情高涨，互动解答用了七十五分钟还停不下来。沈津先生还详细介绍了上图的丰富馆藏，令海外学者大感意外。回国后，沈津先生写了专题考察报告，以存史料。一九八八年，他被顺利评为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并担任上图特藏部主任，统管古籍、文献和徐家汇藏书楼，顾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的责任就是要管好上图这两百万册藏书，这些都是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

有了经手瞩目两个大项目各万册以上的古籍及相关工作研究，以及做访问学者的经历，九十年代初沈津先生应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邀请，再度赴美做访问学者，看了无数古籍，选出一千四百多种，编写成一百五十万字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两年后经哈佛大学哈佛图书馆的严格考评，他成为该馆正式职员，并担任善本室主任。想起顾廷龙恩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还兼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驻平办事处”主任，为该馆采购图书、校目录编卡片，打下了古籍馆藏基础，沈津先生是不胜感慨，这实在是一种千载难逢的书缘啊！

3 著述等身的文缘

沈津先生清晰地记得，他的第一部版本学专著《书城挹翠录》，出版于一九九六年。他在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恩师顾廷龙先生暨吴文津先生。”因为顾廷龙先生的关爱，培养沈津立足我国目录版本学的领域，是吴文津先生的慧眼，使沈津进入海外最重要的中文善本殿堂，以此著书立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顾老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在担任上图馆长期间，尽管行政工作千头万绪，但他依然保持专家本色，不废专业，不懈钻研，笔耕不辍，皇皇十卷本《顾廷龙文集》就是最好的例证。沈津先生以恩师为楷模，追随顾师三十年，勤于撰述，厚积薄发，著作等身。顾老早时关照沈津：“不要急于写文章，要多读书多收集资料，要大器晚成。”正是按照顾师的教诲，沈津先生直到八十年代进入中年后，才写下第一篇古籍版本的研究文章，标题还是顾师给起的：《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新发现》。九十年代开始，他才真正发力动笔撰述，竟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写作出版了十多部重要专著，计有《伏枥集》《书丛老蠹鱼》《老蠹鱼读书随笔》《沈津自选集》《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等，包括两部年谱《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辑录一百多万字的《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主编或合编的有：四百万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六册），《日本汉籍图录》（九册），如此等等。仅沈津先生一人撰述出版的书籍，其字数容量当在一千万之多。

今年，继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沈津书话》（四卷）出版后，《沈津答客问》《沈津乐道——八十忆往录》也将面世，在读书界，又会掀起一股“沈旋风”啦！无论是他的版本目录专著，还是怀人忆事的文章，都一如顾老的文风，平实而丰厚。虽然沈津先生读古文，鉴古籍，写起学术文章来，却没有“之乎者也”的学究气，也没有高深莫测、诘屈聱牙的弊病，即使专业论文，他写来也是简洁流畅，举重若轻，论据说理丝丝入扣，用最平易的口语，来阐述颇为深奥的版本知识，真正是深入浅出，读着便觉亲切。更不用说那些读书随笔，关于书人书事的短章，犹如篇篇美文，水乳相融，娓娓道来，给人带来阅读的愉悦感和获得感。这是传承有序、一脉相连的优良写作文风，更是师生间相知相融的一种文缘。

沈津先生曾先后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他说：“是上图培养了我，饮水思源，我必然会将我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利用各种机会来报效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