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李格非

程国政

李格非，不是宋朝李清照的爹，他是我的老师，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辞书学家，也是《汉语大字典》的常务副主编、简编本主编。

1938年，先生考进武汉大学，先后修毕本科、研究生并留校任教，是当时中文系“五老八中”的“八中”之一。说他是我的老师，其实他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那时他正夜以继日地忙于日月星辰、子丑寅卯的源头考证、资料遴选，可谓是分身乏术，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快乐、风趣幽默。读书时，偶尔能在系里收发室碰见他取报纸信件，凑上去问候，先生回话很是特别：“食堂里伙食怎么样？正在长身体，营养要跟上。”然后聊一聊先秦诸子、唐诗宋词，我惊叹于老师的信手拈来却又闲云野鹤般的云淡风轻：都是书儿泡出来的。

学长告诉我，格老受业于著名小学家刘赜、黄焯先生，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再传弟子。格老与四川大学赵振铎联袂主编《汉语大字典》。汉字浩如烟海，字典编纂从何下手？大家正莫知所以时，格老拿出一部《康熙字典》，说，就按照它的页码来分，湖北五分之三，四川五分之二，这个位置的部首便是“界字”。翻，再翻，到了，分界部首是“羊”：难事就这样轻松解决。

接着，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且近乎机械的劳作，从标引文献、录校卡片到试编、初编、编写、初审、复审、终审，多难？告诉你吧，一张卡片上就有书名、篇名、出版社（版本）、页码、原文等等近十项要素，抄录、复核、对校、再校，每天原样重复。格老说：编书千古事，得失众人知。大意不得。

我们进门晚，没赶上抄卡片。那时，另一部大书《故训汇纂》正处抄卡片阶段，我年少，粗心，卡片返工率高，终被淘汰。但格老的轶事听到不少，说：先生站在那里，就是一座行走的图书馆，天文地理、河图洛书、朝代甲乙，只要是古文献，你问他立马得解，常常还是来龙去脉、接瓜续豆给你捋得清楚明白。先生称呼同事、朋友总是“先生”“女士”，熟识而亲近者则“兄”之，无论长幼。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教研室的一位年轻教师从北京语言培训班回来，仔细研究当时的语音学教材，发现书中广州话的论述和自己作为广州人的发音不一样，他感觉教材虽然权威，但此处与实际不符还是有必要纠正。可是，这位教师大学毕业才两年，而编写教材的是当时地位崇高的老专家。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一日，教研室业务会上，这位年轻人怯怯地说出这种疑惑，格老听毕，说“只要你事实根据充分真实，科学研究就是要实事求是”。于是，这位年轻人就将之撰写成文，发表在《中国语文》上。后来，这位年轻人成了格老编写《汉语大字典》的助手，负责日常工作，渐渐奠定了武汉大学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年轻人后来也成了耄耋老人，他说：“格老把我带上了这门冷门绝学的道路，他的敬权威更敬畏真理的品质，激励了我一辈子。”

格老心照日月、坦诚如砥，编字典却是锱铢必较。如“把”，先生说：“同样解释一个‘把’字，林语堂的例子是‘把人杀死，把钱抢走’，我的例子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又说：“潜移默化，著书立说者岂可轻忽！”意思是字典会千秋万代传下去，立德树人之事，必须慎之又慎。

那时，开始评职称，不如意者常以字典编撰无成果而责格老，于是格老作联自解：“唾面自干鼻吸三斗醋”，反复推敲对句，最终得“虚怀好学心萦一字经”。“一”，指的就是编撰《汉语大字典》。八巨册《汉语大字典》出齐后，先生作《增字锦堂月》：“古籀重刊，飞花错简，传中华光辉文献。”以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