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老与“夜光杯”

赵超老赠送沈毓刚先生《延安一月》上的题签

本报复刊前夕，部分编委在商讨工作。左起：张林岚、沈毓刚、周珂、赵有余、赵超构、束纫秋、李仲源

赵超老与沈毓刚先生探望巴金后在当日日历上作日记

■ 严建平

晚报前辈沈毓刚先生的女儿在整理父亲藏书时，发现了一本赵超构先生赠送的《延安一月》签名本，执意送我留作纪念，这当然是极其珍贵的。

《延安一月》的刊发是新民晚报历史上值得记取的一件大事。那是1944年初夏，《新民报》派出青年主笔赵超构为特派员，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前后共四十三天。在延安，赵超构深入采访了毛泽东和中共高层领导人，细致体察了延安抗日军民的战斗和生活状态，深受鼓舞和感染，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延安一月》7月30日起先后在重庆、成都二地《新民报》日刊上连载，开始时每日刊出七八百字，后来读者不满足，纷纷来信要求“快登”“多登”，8月27日起每日发表二千字，10月18日全文刊毕，11月出了单行本。到翌年2月，再版两次，发行二万册，是为重庆版。夏衍晚年这样转述党的领导人对《延安一月》的评价：“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1945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我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说回赵超老赠送的这本《延安一月》，它是1946年在上海再版的，当时新民报已在上海设立了分社，所以称为上海版，封面和内页依然用了延安美术家古元、彦涵、秦兆阳、施展等的木刻作品，这些版画浑厚朴实，线条和构图都很优美，反映了边区清新健康的生活，与书的内容相得益彰。

书的扉页上，赵超老的题签是：

曩曾保留旧作《延安一月》一册，以作自我解剖之用。久已散失，近又搜得二册，以其一赠毓刚兄留念。

超构 七八年六、廿九日

题签的语境，自然还有着那个年代的特点，但从赠书这一举动来看，赵超老是无愧旧作的。

近日得知，赵超老同时搜得的另一册，仍留存在他后人手中，足见他对沈先生的看重。

说起来，沈先生并不是重庆《新民报》的老人，他是1952年和唐大郎等从《亦报》《大报》并入《新民报》晚刊的。《亦报》《大报》是上海解放初由夏衍指示创办的，因为当年在白色恐怖和复杂的斗争中，有不少文化界的朋友同情革命，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夏衍认为纵属滴水微功，也是相濡以沫，不应忘记。因而在他当了市委宣传部长和文化局长后，就想方设法为这些人安排一个可以为建设新中国贡献一己之力的机会。他到上海打电话给唐大郎，说已经到沪。唐回说：“你来了，我就失业了。”夏衍说：“我来了，你就不会失业。”果然在7月，《大报》《亦报》就创刊了，《大报》由李之华（中共党员）任社长，陈蝶衣为总编辑；《亦报》由唐大郎任总编辑，龚之方任经理，沈毓刚为副总编辑。从两份报的报名可以看出那些报人一个共同的心性，就是他们对办小报有强烈的自尊感，对社会上轻视小报的言论，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如明明是小报，偏要把报名定为《大报》，《亦报》则是含有小报“亦是一张报纸”。对于《亦报》《大报》的并入，赵超构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他一向认为报纸的大小与品格高低无关，小报也可以有高品格。

当时《新民报》晚刊编辑部的负责人，大多来自重庆社，对上海市民社会的读者口味比较隔膜，报纸销路一直打不开。《亦报》《大报》那些熟悉上海的老报人的加盟，等于来了生力军，声势为之一振，报纸出现转机，发行量一下从六千多份上升到二万多份。唐大郎后来担任编委兼副刊组组长，沈毓刚担任编委兼新闻编辑组组长，深得赵超构社长的信任。

赵超老赠书的时间是1978年6月，那时他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而沈先生则在译文出版社编杂志，不在同一处上班，可见两人时常来往，交谊之深。

1982年晚报复刊后，沈先生担任副总编，分管副刊，对于如何办好副刊，他与赵超老的看法是一致的。在讨论复刊后六个版的安排时，赵超老首先提出两个版的副刊都出“夜光杯”，而定名“夜光杯”，则是沈先生建议的。

赵超老对“夜光杯”是有某种偏爱的，复刊四个多月后的五月五日，沈先生邀请赵超老来谈谈他对复刊后副刊的看法和要求，报社其他领导也随之而来，副刊的全体编辑都参加。在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赵超老谈话的要点：赵超老首先肯定副刊还是比较耐看的，政协的老同志发言时还引了副刊上的对子。他主张副刊要强调社会性、群众性。重点“十日谈”要抓好，考虑周到些，青年人要看的。五版这样的格调差不多，六版要更生活化些，如保护益鸟、绿化问题等，业余生活要加强，集邮，钓鱼，告诉读者一些常识。杂文还是应该提倡的，“灯花”还是好的，贴近社会生活。黄佐临的文章雅俗共赏，可请他写写以前戏剧界的掌故。连载可写写运动员的故事，不是体育爱好者也要看。

赵超老和沈先生有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副刊要面向读者，了解读者，要平等待人，反对以训人的态度写文章。他们都反对说空话、大话、套话、假话。他们与巴金老人一样，比较早地提出要说真话。他们都是巴老的朋友，巴老那时已陆续发表《随想录》，赵超老和沈先生谈话中也就常牵念巴老，沈先生建议去看看巴老，赵超老犹疑一下，说不要打扰他了，让他好好休息。但没过多时，赵超老又提出去看望他一下，沈先生就陪他去了。后来巴老为“夜光杯”写了两篇重要文章和一些短文。在1992年1月24日的台历上，赵超老亲笔记下：“上午，与毓刚同去探望巴老，承赠《讲真话的书》一厚册。”不几天，他就病重住院了，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探望朋友，这位老友正是与他心心相通的巴金老人。

沈先生对赵超老非常尊重，对于“未晚谈”，即使有些建议，最终要以赵超老落笔为准。1986年10月的一天，总编辑老束和沈先生要我到赵超老家去一次，让他在一篇“未晚谈”小样上改几个字，记得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广州的“陷阱”案》，是讲老百姓维权的。虽然说他们已和赵超老沟通过，但我还是感到不踏实。当我忐忑不安地来到赵超老家，只见他正在用放大镜读报，见到我面露微笑，他说已知我的来意，当即在小样上改了几个字，丝毫没有不快。接着跟我谈起“夜光杯”，重点是他倡议开辟的“读者、作者、编者”专栏，要我们处理好读者的来信来稿，刊出他们的不同意见。谈了好一会，我怕他累着，赶紧告辞。他老人家起身要送我下楼，那老式里弄房子的楼梯又陡又窄，连我都不得不小心翼翼，我再三劝阻，但他仍坚持送我到楼下大门口，真让我感动不已。

赵超老和沈先生都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复刊十年间，每年报社举办迎新聚会，他们总愿意和副刊的青年人坐在一起，赵超老病重住院前，还让吴承惠先生带口信给我，说坚持传统，他不太担心，但能否开拓创新，还要看一看。他还想请副刊部的青年人一起喝喝茶。

在《新民晚报》即将迎来创刊95周年之际，我想把赵超老赠送沈先生的《延安一月》签名本转赠给报社，希望报社的青年人能记得以赵超老为代表的晚报前辈，实现他们的愿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