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老将

■ 江曾培

在新闻出版界被尊称为“老将”的赵超构前辈，是我的恩师。1956年2月，我23岁，由华东团校调入新民报晚刊（1958年改名为《新民晚报》）。当时晚报刚合营不久，编辑部人员大多是1949年前从事新闻工作的老报人，青年很少。老将在他简朴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了新民报的历史，讲述了新闻工作的要求，勉励我大胆地干。他说，报社需要你们这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来龙腾虎跃。他安排我做记者，到新闻第一线去摸爬滚打。他说，做记者要勇于捕捉新闻，“别人把大门关了，你能从窗子里跳进去”。做记者也要静得下心，“即使在南京路百货公司这样热闹嘈杂的环境里，也能写出稿子来”。

随后，老将发现我有一点理论素养，喜欢写点小文章，又及时鼓励我学写时评和杂文。他说，要锤炼自己成为多面手。1990年冬，我出版了一本题为《海上乱弹》的杂散文集，我将此书送给老将时，写的题词是：“林放师教正”。随后，他签赠了刚刚出版的《未晚谈·二编》给我。这是他的第三本杂文集，收的是1985年至1989年间的作品。在这以前，他出版过《世象杂谈》，收入1954年至1965年期间的作品，《未晚谈》则收“文革”结束后至1984年的作品。他的杂文，既可读，又耐读。

“文革”期间，晚报工作人员“一锅端”去了位于奉贤海边的五七干校，我与老将在田头沟旁边有时不期而遇，但多默默不能语。后期落实政策，老将被安排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辞海，我则被调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小说，两个单位虽属同一系统，但因距离较远，这期间与老将少有来往。1982年，雨过天晴，晚报复刊，老将重新出马，再度开张的“未晚谈”，得到读者普遍欢迎，我则是每篇必读，感受恩师的情怀和睿智。他的赠书更是我的珍藏。

我与老将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91年8月一个周末的晚上。那天，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沪上几位文化老人，在树木浓密、绿草成茵的丁香花园小聚，商谈编辑一本《文化老人话老年》的书，到场的有许杰、施蛰存、柯灵、罗洪、朱雯、范泉、丁景唐等，时年82岁的老将先我而到。我一进门，即趋前问候：“老将，近来身体还好吗？”他说：“还好，只是两腿乏力，不能多走路了。”我一看，果然在他的身旁，多了一根竹节拐杖。但他精神仍特别健朗，当谈及当时杂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杂文家有“坐冷板凳”的寂寞时，他说，写杂文的人，既要不甘寂寞，又要甘于寂寞。说不甘寂寞，是看到世态人情，有感即发，破一破周围的沉寂空气；说甘于寂寞，是要有准备坐好“冷板凳”的心态，“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他说，这就是写杂文的应有情绪。实际上，这也正是这位杂文大家的性格。

老将一生勤奋，用自己如椽的笔，不停地为民众的利益鼓与呼；但他对个人生活一向随遇而安，淡泊名利，以俭养德。4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虹口一间老式石库门房子里，条件不好，有关方面几次考虑为他调换住房，他一次次拒绝。他觉得住在那里，能与普通市民打成一片，听到老百姓的呼声。“文革”前，他上午在报社写文章，下午如果没有重要活动，他就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泡”到老城隍庙的茶馆里，与茶客聊天，汲取写作的养料。他对生活要求甚微，对社会贡献则甚大。他患严重心脏病已经十多年了，七十多岁后他是挂着心脏起搏器坚持写作的，真可谓“手不停椽至去时”。

那天，谈到老年问题，他说，他已经比孔夫子多活了10岁，比曹操多活了16岁。但是，他还想活下去。他觉得，比起生理上的老来，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是更可怕的。老年生活固然要淡泊一点，但对于事物过于淡泊，也就失去生活的丰富性，有如发高烧时失去了食欲，无论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只要心情健康，即使吃点咸菜泡饭也是好的。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就有这么一种热爱生活的气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这个“声声入耳”和“事事关心”，使我们的老年生活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以书为伴，以笔为耕，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这样的老年生活，不是很从容、很潇洒的吗？我觉得，林放师的为人，既有老、庄气，淡泊、潇洒、超脱；同时更有屈、贾气，爱国、忧民、多才。

林放的屈、贾气，除了凝聚在杂文上以外，还表现在新闻工作的其他方面。他对新闻工作规律的精湛了解，使他所领导的《新民晚报》成为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他那些切合晚报特点又切中时弊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新闻学。

老将逝世于1992年2月12日，次日，我写下了“春愁黯黯悼赵师”的悼念文字。30多年过去了，赵师为文为人的精神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我永远感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