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心月圆

杨逸

那个傍晚向我走来时，我并没有感觉到不同。蝉声已随夏日隐没，蛐蛐儿却另有一番如歌如履的欢腾。

住一楼的我们家，大门朝里敞开着。铁板漉进了炒菜做饭的蒸汽，四周泛出温暖的锈色。门左侧挂着不大一块匾，白底，写有四个黑字：业余门诊。匾用老榆木做成，有着我喜欢的天然糙砺的纹理。

那是1981年，改革开放第三个年头。父亲想承包医院，被母亲阻止了。为让妻子逐渐接受自己的观念，父亲决定先把家里变成业余门诊。这个门诊是非营利性的，类似于慈善机构。父亲说，附近邻居，包括拾荒乞讨的，有个小伤小病也就不用跑去医院了。母亲听到“一概不收费”，马上精神抖擞笑靥如花，只用了半个晚上，便把家里弄出一块医疗角。这个一平方米见方的角落，即便在黑暗中也是肃然白净的。

每到全家人坐在圆桌旁吃晚饭，医疗角便会用屏风围上。我亲手做的纸壳吊牌在屏风上摇晃，上面写着，“闲人免进”。

几个月后，中秋的黄昏轻轻撩起我家门帘，给桌面摆放了一盘福源馆月饼，又送来一个急需就医的患者。

“医生在吗？”问话是个瘦小男人，衣衫褴褛，脸色蜡黄。

“我就是。”父亲起身。他和瘦小男人之间隔着一桌饭菜和那盘月饼。我注意到父亲眼睛睁大了，黑黑的瞳仁像幽深的湖水。

“走错门了。”来人突然语无伦次，这让我不由得回身打量他。他的右胳膊脱臼一样垂落着，那是一只饱蘸了鲜血的胳膊。就在他站立处，鲜血正顺着地板缝求生一般用力爬着。天边仅剩的一抹夕照，为这一切镀上金色的边框，那边框也在流淌。

“请留步！”来人即将迈出大门的一瞬，父亲大步走上前把他拦住了。父亲说，伤口太大，必须马上处置，语气不容商量。那只血胳膊又返回了屋里。

这场处置耗时良久，天已黑透，缝了针的胳膊才缠上了纱布。地上是大量医用脱脂棉、纱布和血迹，父亲送患者的空当，母亲边收拾，边后悔起开这个门诊。“没法过日子了，我得把牌子摘了。”她说得信誓旦旦，却没碰门口的牌匾一下。父亲回来仔细清洗了双手，没坐回饭桌，径直站在了窗前。点着一支烟，他望着天心那轮渐渐明亮的圆月。

“你们猜，刚才来的，何许人也？”一支烟尽，父亲转过身，徐徐问道。他黑黑的瞳仁又一次让我想到幽深的湖水。

“难道是某某？”我灵光乍现般脱口而出。

“正是他。”父亲说完，小我一岁的妹妹倏地弹跳起来，一双脚连踱带蹦，问父亲，为什么不早说？我要打他！爸爸你为什么不打他还要救他？

到妹妹喊累了，蛐蛐儿的歌唱也沉寂了些许，父亲才再次开口。

“命运已经惩罚了他，他已落魄至此。小二，你长大不是要当医生吗？当医生就要救人命，不管谁的命，都要一视同仁。”

妹妹抽泣着，哭了。祖母、母亲和我，也默默淌着泪。

父亲当天救治的，是个拾荒时被碎玻璃瓶刺穿胳膊的中年人。十五年前就是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打折了我祖父的腿，又在我父亲身上，用烟头烙下一百个疤痕。可是十五年后，命运竟这样安排了他和我们一家人的重逢。

那个朗月高悬的中秋节，父亲用皎白如雪的慈悲，为幼小的女儿们，烙上了生命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