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在上海

杨立新

编者按：全球“艺”场，上海时间。金秋，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申城举行，这是艺术的盛会，也是人民的节日。听艺术节的参与者讲述幕后故事。

刚刚在上海结束三场话剧《茶馆》演出，看到台下热情的上海观众，我瞬间被带回了1988年。那是北京人艺上一次大规模来沪巡演，和这次一样一连带了五部戏，分别是《茶馆》《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推销员之死》《哗变》。舞台下的掌声如潮，仿佛昨日重现。

1988年，我们的《天下第一楼》在美琪大戏院“打头炮”，大获成功。谢幕后，我正在后台卸妆，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一回头，竟是孙道临先生站在门口，朝我们拱手致意。我们赶紧回应：“谢谢您来看演出！”那份亲切和尊重至今让我难忘。那时我在《哗变》里演伯德大夫，就八九分钟的戏，表演三次被台下的掌声打断，最后是掌声送我下台，真是过瘾！这一次，《茶馆》领衔北京人艺的五部作品在上音歌剧院上演，依然轰动。奚美娟来后台看我们，感慨1988年那些老艺术家演《茶馆》时，可能还比现在舞台上的演员们年轻。我一算，还真是这样。

1975年，我刚17岁，从报纸上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学员，每月有18元的伙食补贴，于是我毫不犹豫报了名。那时我还没高中毕业，只是想着找份工作糊口。进入人艺后，我从跑龙套开始做起。1978年左右，剧院开始复排《蔡文姬》和《茶馆》等剧目，我觉得太好看了，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形容。看老一辈演员演戏，就觉得既神奇又实在。

这些年里，我在《茶馆》里从第一幕里的卖耳挖勺老头，演到了第三幕的学生，1988年时，我演唱京剧的卫福喜，这次则是饰演秦二爷，角色变了，环境也变了。这些年我作为《茶馆》的复排艺术指导，感到这出戏越来越难排。现在的文化语境和过去不同，现代城市的变化，使得年轻演员越来越难以真实感受那些角色的生活状态和环境。1958年老一辈排《茶馆》时，还能在老北京找到一些老茶馆的痕迹，而如今，那样的场景几乎消失，能在茶馆一坐一整天的人也不知所终。

演《茶馆》的难度不仅在于演员要呈现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更在于如何让观众与这段历史产生共鸣。对于年轻演员而言，靠想象演绎过去的生活已经不易。前些年我给年轻演员复排话剧《小井胡同》时，曾特地带演员们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观看历史资料片，请学者来排练场做讲座，介绍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通过这些方式，尽量让演员在舞台上自然地表现角色的生活细节。

作为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茶馆》每年都有上演。2014年，林兆华导演让我接棒，成为《茶馆》的执行导演，这种接力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挑战。像《茶馆》这样气势恢宏而又手法细腻的现实主义话剧，实在难得。尽管现代生活与剧中的时代相去甚远，但《茶馆》所传递的精神内核依然能够打动观众。不管是否经历过那个时代变迁，观众依然能从小故事、大背景中找到共鸣。

这次北京人艺在上海驻演将近一个月，170余位演员将参与《茶馆》《哗变》《日出》《杜甫》《正红旗下》五部精品力作的演出，最年长的有78岁，最年轻的才22岁。我认为，一家文艺院团要有自己的文化根基，这样才能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呈现，吸引观众。正是几代人的传承与磨合，才让北京人艺有了今天的风格和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