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书师”巧手焕新千余种《诗经》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师用棕刷左右交替刷实托纸，并于四周砘实一遍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台灯下，一个女生铺上白纸，放上两张残破的古书破损页面。她先取出小镊子，小心清除霉变、虫蛀余下的垃圾，打上“补”丁，残缺不全的书页顿时焕然一新。她叫杨雪珂，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第一届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硕士，本科虽然学的是档案学，但她对纸质文献保护兴趣浓厚，矢志成为古籍修复师。

昨天，作为全球首家成立的中华古籍保护院，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迎来十周年生日。作为一项“贺礼”，复旦大学图书馆与大象出版社合作，首次全面影印复旦图书馆藏《诗经》文献，于今天公之于众。

《诗经》为六经之首，复旦图书馆藏《诗经》文献达1000余种，为海内外高校之最。记者走进复旦大学恒温的贮藏室，见到各时期各版本的《诗经》，有明清时期的，也有五代早期的，极为珍贵。而这批古籍得以面世，离不开一批复旦年轻“修书师”们的努力。

既用“外功”也用“内功”

经过几百年流通，我国古籍破损率很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等待修复，更有部分古籍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加剧。所有文物中，纸质文物最难保护，因其最易损坏。而古籍又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文明的重要载体。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11月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谋划下成立。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担任研究院院长。该研究院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从2015年开始招收专业硕士生。2015级共11位学生，2016级共14位学生。

既要“外功”，学会细致的修复本领；又要“内功”，掌握专业知识。复旦古籍保护这一专业带有深厚的学科融合气息，不仅要求有文科功底，修复过程中更是要了解材料物理化学性质，甚至要通过理科实验研究创造适合用来修复的材料。进入该研究院的学生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包括本科为中文、历史，乃至数学、生物学等专业的学生，不少同学是从零开始接触古籍修复。

2016级硕士生王钊就是一位专业跨度很大的学生，他本科在一所农业院校的生物专业读书。王钊小时候被长辈带着看过一些古书，当时的开蒙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火种。在古籍保护研究院里，王钊接触了纸浆的物理结构、化学性质，还在实验室里做染色实验，逐渐开阔眼界，之前所学的生物学知识也可以用到现在的研究中，更是让他干劲十足。

2016级硕士生李洁则对于这个专业并不陌生。她的母亲在陕西从事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李洁从小耳濡目染，对古籍与石碑心生敬畏。大学时期李洁就修复了第一本古籍，是当地的一本县志，“我觉得这是一种召唤。本科毕业后，我依旧想从事相关行业，选择了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

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还有自己的实验室。定时定量PCR仪、高感度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高效液相色谱……生物、化学领域的常见设备井然陈列，还有专门研究纸张寿命和老化机制的电热鼓风干燥箱。

在古籍保护生物实验室内，零下80℃冰箱中保存有大概六百株从纸质文物上提取出来的菌种。“这是国内独一无二的纸质文物微生物库。”在这里工作的黄艳燕副研究员是一位生命科学学者，她说，如今自己从生命科学视角出发，研究古籍保护中的微生物问题。

“复活”开化纸工艺

古籍修复保护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纸。在杨玉良院长、已故生物学教授钟扬团队与微生物学团队、图书馆文物修复团队及文博团队等复旦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传统的开化纸工艺得以“复活”。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恢复了清代名贵手工纸开化纸的工艺流程，并用于中国古籍的保护。中华古籍用中国自己的开化纸张来修复。

普通的纸张一般只有20年的“寿命”，因而，中国古籍保护长期存在用纸的难题。此前，世界范围内最受认可的传统手工纸是日本和纸。世界主流机构基本都用这种纸张进行古籍保护修复工作。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说起多年前带研究生在日本奈良访问时的经历：一名第六代手工造纸传人对他说，这家作坊传承百年，提供奈良等地日本古籍的修复用纸以及日本天皇宫廷用纸，还说，如果需要，他可以为中国提供帮助。

一席话，道出了中国古籍修复的痛点。中国古籍繁多，大量急需修补，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缺乏优质的古籍修复用纸。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古籍修复用纸，都来自日本。

复旦大学利用学科优势，全校总动员。已故的生物学教授钟扬和他的团队成员寻找到了长寿纸的纤维植物——荛（ráo）花。后来，杨玉良带来一个好消息：中国传统的开化纸工艺在复旦大学支持下，得以在浙江开化“复活”，这是中国千万古籍的福音。

在寻常人眼里，修书难，且枯燥。采访中，杨雪珂道出修书不易。“修书师”面对耐心和技术的双重挑战。比如在古书上，三四十个小虫洞密密麻麻排在一起，修复人员需要一个一个用纸去补。除了虫咬，一些古籍被水泡过，“书叶”粘在一起揭不开，有些局部长霉，分离起来更具难度。为了揭开一页书，有时会花了好几天时间。

但中华文明的传承，离不开这些“修书师”。国内高校每年培养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高校毕业生为6000至8000人，而最终进入博物馆及文物考古一线的仅2000余人。中国现有专业博物馆4500多座，一座博物馆每年招收的专业大学生竟然不到半个；而且，这半个学生，还不一定是专业人才。为此，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十年磨一剑，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杨雪珂作为这批“修书师”之一也备感荣耀。 本报记者 张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