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大杰先生

吴中杰

今年是刘大杰先生诞辰120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一个隆重的纪念会，邀请了许多高校教师参加，意在以先生的名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为起点，研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与教学问题。同时也邀请了我们几个当年听过大杰先生讲课、如今还能走得动路的老学生参加开幕式，使会议具有某种历史感。

会议的重点既在讨论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与教学问题，所以与会者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的优缺点多所论述，意在有所继承，有所扬弃，有所发展。不过我的关注点不在文学史著作的编纂，而在大杰先生本人。我想起了他当年生动的教课，有趣的言谈，以及坎坷的经历。

我是1953年进入复旦中文系就读的，当时系主任是郭绍虞先生，我还记得迎新会上他“欢迎新伙伴”的有趣致辞。但不久，郭先生即因高血压病情加重，到疗养院去休养了，系主任之职由刘大杰先生代理，这一代就代了好几年，直到我1957年临毕业时，刘先生因肠癌开刀，也需要有较长一段时间休养，转由朱东润先生接替系主任之职。所以，我读大学这四年，中文系大部分时间是由大杰先生主持系政。不过，对我辈普通学生来说，谁是系主任并不重要，而教师的讲课是否动听，则更为关注。大杰先生之所以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并不是因为他是系主任，而是因为他课讲得好，书写得好。

当时正是向苏联学习的时候，许多教科书和理论著作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记得我们一年级时，就流行过季摩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学原理》，后来又有新文艺出版社（后改名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小译丛”，也很普及。但苏联的学术论著，往往写得理论架势很大，极普通的问题也弄得深奥难懂，读起来令人昏头昏脑。而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写得文采斐然，如优美的散文，读之心旷神怡，所以我们都很喜欢。那时此书尚未修订再版，我读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华书局版。

但旧著再版，则必需修订。大杰先生努力学习新理论，认真修改文学史旧著。后来出过两种修订本：1957年版和1962年版。文采似不如原版，但材料有所增益和订正，论述亦有新的见解，都为读者所接受。但到了七十年代，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重写文学史，却为人们所诟病。

用儒法斗争来概括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以大杰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深切了解，不可能看不出问题；以他历来的学术风格看，也不是一个不能论辩的人。1949年以前他所参与的文坛争论，且不去说它，单是五十年代后期有关文学史上对立思潮的争辩，就可以看出大杰先生的学术勇气。那时，苏联有一种文学理论，将文学史的发展，归结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我国权威文学理论家接受了这种理论，以此来概括中国文学史上的斗争和发展。有些教师和学生，还以这种理论为根据，来编写出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来，而且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大杰先生勇敢地提出了反对意思。他撑着手术后的病痛之身，在复旦仙舟馆楼上、当时的中文系阅览室兼会议室里，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做过讲座，也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我记得最形象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能将一部中国文学史，像切西瓜似的，切成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半。但是，后来当有人将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以儒、法之分切成两半时，他没有再提出反对意思，而是照着讲了。

通观大杰先生的经历，我觉得，与其指责他最后的失误，倒不如研究一下，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平时敢于坚持自己学术见解的学者，最后却会大力砍伐自己的著作。这倒是一个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