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祺 曾在浦江饭店修订《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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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白渡桥东侧，一座具有浓郁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有着近200年历史的浦江饭店。这里亮起了上海第一盏电灯，接通了上海第一部电话，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也是在这里，一群专家教授对《辞海》进行了集中修订，其中就有复旦名师吴文祺。

吴文祺是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教育家，在复旦任教40余年，曾任《辞海》《汉语大词典》副主编，编著有《侯方域文选注》《曾巩文选注》《新文学概要》《辞通补编》等。

曾经的热血青年

吴文祺的父亲是《辞通》的编纂者朱起凤，朱起凤的外祖吴浚宣曾出任清翰林院检讨，三年后回到故乡海宁，执掌安澜书院。吴文祺早年秉承家学，研习音韵训诂，协助父亲编纂《辞通》。

吴文祺青年时代就接触进步书籍，他曾在《新民晚报》副刊中撰文细述：“我十七岁时（1917年），开始阅读《新青年》，对于其中的文章，起初感到新奇有趣，逐渐觉得正确合理。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特别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唐俟（后来才知道是鲁迅的另一笔名）的《随感录》，更能发人深思，回味无穷。”

1921年，吴文祺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旬刊》上发表了文章《对于旧体诗的我见》，引发文坛大辩论。吴文祺因此走上研究音韵学之路，他自嘲这是“逼上梁山”。而进一步研究上古音的目的，他的原意是为了写一篇介绍父亲《新读书通》的文章，“《新读书通》搜集从上古到宋元典籍中的双音通借词语，因声求义，由声音以通训诂。我既要帮助著者搜集资料，又准备写文介绍此书的特点和功用。如果不懂古音，就无法进行。”

吴文祺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辗转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和研究。他先后在厦门集美高级中学及高级师范、上海浦东中学、浙江温州第十中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同时继续进行中国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祺写出了《新文学概要》《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被称为我国新文学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致力于编纂辞书

1941年，日伪政府所办大学请吴文祺赴任教授，他坚决拒绝，并改名换姓，开设了一家旧书店维持生计。对于这家书店，吴文祺的旧识朱子南曾撰文透露：“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出刊的《开路》上的一则‘文化界动态’，其中写有吴文祺开的书店店号为‘文华阁书店’，位于马当路辣斐德路口。店内书籍之来源也有提及，为他‘藏书之一部’。”

抗战胜利后，书店歇业，吴文祺重返文化界、教育界。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暨南大学校务常务委员，兼任文学院院长。1951年，吴文祺调至复旦大学，先后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副主任、语言研究室主任、一般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吴文祺位列复旦中文系“十老”，为中文系的学科建设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

在语言学教学之外，吴文祺还参与了《辞海》编纂，进行了《辞通续编》的整理。1961年春，《辞海》集中修订，专家教授们在外滩浦江饭店待了几个月，几乎是从选词讨论开始，全部从初稿写起。1963—1964年自冬至春，又有第二次的浦江饭店专家大集中修改。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也曾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中撰文回忆这段历史，其中特别提到了吴文祺教授，“不少专家已上年纪，天天挤公共汽车来回，有些就住在饭店。记忆中，天天开夜车的是复旦的吴文祺教授。一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不少条目是逐句讨论，一些典型条目，还写在小黑板上，逐字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吴文祺着手整理父亲朱起凤编纂的大型工具书《辞通》。《辞通》出版于1934年，朱起凤此后又在零散小纸片上做过札记，计有五六十万字，有些是改正前编错误，有些是补充前编书证，也有一些新增条目。吴文祺最后编成的《辞通续编》达70万字，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