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峭峰
学长刘观德先生的非虚构长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1991年出版时很火。33年后,他决定再度赴澳完成一次文学寻访。行前,我们见了两次,交流了当年跨国生活的身心体验。于暮年回望旧事,关切点都有所变化。
及我辈远涉重洋之时,航空器、电信的不断进步,物理端点间的交通时间减少,一切更为短近。不像上世纪30年代,我的祖父殁于东洋,噩耗传来是多月之后,眷属连后事都无法参与。祖母猜测祖父会否另有家室,假借死讯拗断故情。亏祖母有此臆想,但这仍是一个善念,痛盼夫君还在世上,哪怕心已他属。
轮到我们,一样的远行,已是不同的剧情,就拿打工说事吧。我曾在澳洲多年,未试过游子的标志性劳动——洗碗,但做过工人,通风管厂的钣金工。
我干活的那家通风管厂,人种多元,各国移民在此挣钱。互相取笑,是这个迷你工业社会的娱乐。越南裔工头阮,曾是西贡某大学数学系学生,他对我说,你们中国人说话,有点像大白鹅叫,昂昂昂昂的。我说,见过壮士捧着一坛美酒畅饮吧,酒浆在坛口发出的敦敦敦敦,那声音很像贵国的先生们在谈论人生。阮没有生气,说,哇,兄弟你说话很有趣。
圣诞长假,我曾随阮和他的家人旅行,走了大半个澳大利亚。途中,专门花三个小时,全体绕行去了昆士兰州的一个偏僻农庄,那里住着一对澳洲老人,他们当年曾担保阮氏一家从联合国难民营地定居悉尼。阮说,他们家的大多数成员,每年都要去拜见一次担保人。有一年,阮家有长辈病逝,他们还是派出仍在读大学的小妹妹独自驱车数千公里,代表全家去完成一年一度的感恩表达。
在通风管厂,和你抵肩坐在一起,吃着自带午餐的某位越南男人,极可能过去是西贡的一个人物。这些怒海余生的越南人中,从农民、士兵、大学生,到偏门大佬、企业家、银行家,什么角色都有。有一个现象,过去越是杰出的人士,移居后越是放得下身段。他们和所有同胞从一个起点出发,很快又出人头地了。越南人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在异乡,获得这类教化,是提升觉悟的。
作为异乡人,确实被忽略得很彻底。再加语言上的破相,常使体面碎了一地。然而有必要为很多澳洲本土人点赞,他们将耐心、善意和尊重给予了交流笨拙的外来者。这些天性善良的东道主,十有六七是四五代前被押解到澳洲孤岛服刑者的后人。谈及祖辈的底色,他们十分坦然。
通风管厂的生产经理托马斯,就是上述英裔的后代。托马斯受过高等教育,和工人打交道时彬彬有礼。有一次,他突然召集全体工人在饭厅开会。据保洁工人反映,厂里每天放在四个洗手间满满当当的卷筒纸,日日被人偷窃一空。托马斯说明了情况,用一句话结束了会议:我要说,这些偷窃者是畜生。
一个下午,托马斯突然走到作业台前,问,用纸箱板做成的台面垫板上面,那些用马克笔写的英文词组,谁干的?桌面四侧的工友不出声,都明白干活时间做别的事不妥。我说,是我。托马斯说,在学英文,真的是?Ok。
如今,我的英文依旧蹩脚,愧对托马斯经理当年的那个Ok。
这个通风管厂,由一位波黑移民和三位本地人合股创办,那时已开厂十年,股东各司其职,从无内讧。大股东叫卡罗,早年来自波黑。有一个小问题,我曾问过在澳洲做生意的一位中国南方籍的朋友。我说,如果有笔钱,你可以安全瞒过你的合作者放入自己的口袋,你会干吗?他回答:那得看多少。
在工厂年庆派对上,我以相同的问题询问正喝得满脸通红的卡罗。他说,靠,问我?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在黑暗里,也没有人是不计较被欺瞒的。代价或许会在很久以后,让你成倍付出。
卡罗一米九的身高,满脸硬生生、黑白相间的连鬓胡须,有匪气,穿着考究。他总在左腋下夹着一支高尔夫球杆,从车间顶头的门外,很光鲜地走来。看见过去同样是难民的卡罗,现在一派优越,有人心理活动就丰富起来。而卡罗若看见工人干活时谈笑风生,就会大步靠近,以秽语怒骂。最后准会说,“别让我再看见一次”。奇怪,每次被臭骂的,只是他的波黑同胞。挨骂时,他们一律不敢正视他。
阴谋,就在我干活的八人作业台面上开始酝酿。卡罗的同乡,准备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嘲弄他一次。他们坚信,工友间不会出卖。
那天下午,卡罗还是左胳膊夹着高尔夫球杆,从车间远端走来。工友们都斜瞟着主干道,有六只白得很刺眼的高尔夫球,并排摆立在卡罗必经的路面。总策划认为,当卡罗走近时,这六只球将对卡罗的不可一世表达不屑,并和他共生出一个滑稽画面。估计,卡罗暴怒的方式有三到四种。
所有人都屏息静气,假模假式地专注于手上的活。
那排挑衅的高尔夫球,无预告地拦住了卡罗,他停了下来。有人看见他上唇的胡子在颤动,并解读为卡罗因生气而呼吸不匀。
高大的卡罗,左臂仍夹紧高尔夫球杆,弯腰捡起其中的两只球,托着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接着,他像杂耍艺人那样,边走边用右手向半空轮替高抛着那两只球。有只球抛得靠前了,他还灵巧地跟了一步,溜溜远去。
工友们手里的活计哐哐作响,眉眼微垂着面面相觑,那一点点失望流露得也不放肆。总策划认为,应该再多摆一排球,平行摆在离第一排8或10米处。被两度袭击,还能扛住的,应该不会多吧。
此刻,附和者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