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细说好房子 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潘高峰

3月9日召开的全国两会民生主题记者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对“好房子”概念的阐释，令人眼前一亮。

当“住宅层高不低于3米”的技术规范与“全屋智能管家”的未来图景同框出现；当保障性住房被赋予“示范工程”的战略定位……这一切其实已超出建筑领域的专业讨论，不仅是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的回应，也是观察中国民生政策演进的一扇窗口。

过去30年，中国通过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等工程，基本解决了14亿人“住有所居”的刚性需求。正如倪虹所言，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满足物理空间需求，转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中“层高不低于3米”的硬性规定，是一个颇具代表意义的细节。看似只是建筑参数的调整，实则是对居住尊严的重新定义。长期以来，中国住宅层高普遍维持在2.8米左右，这一标准诞生于住房短缺时代，以“压缩空间换数量”的逻辑支撑起城镇化高速发展。但随着人均GDP突破1.5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70%，群众对“头顶三尺”的需求已从“够用”转向“舒适”。

这种转向的深层逻辑，还在于对“居住权”内涵的重新诠释。按照联合国标准，适足住房权不仅包含物理空间的占有，更需满足安全性、文化适应性等多个维度。中国将“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确立为“好房子”四大特征，正是对国际标准的本土化回应。特别是将“智能”维度纳入核心指标体系，既呼应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革命，也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导向。

“好房子”战略中，最富深意的政策设计，莫过于将保障性住房定位为“示范工程”。这种安排突破了传统认知中保障房“保基本”的局限，防止保障房沦为“低质住房”代名词，确保不同收入群体共享发展成果；同时，也通过政府项目示范效应，倒逼房企提升建造标准。

要使这种“示范”不流于形式，需要精细的制度安排。例如在有些城市正在试点的“共有产权住房”，既通过产权共有降低购房门槛，又严格执行绿色建筑三星标准，这种“可负担的优质住房”模式，或将成为未来保障房建设的主流范式。

当然，层高增加、智能系统植入必然推高建设成本，需要建立差异化补贴机制——对保障房加大财政支持，对商品房通过容积率奖励等政策引导成本消化。此外，传统建筑企业普遍缺乏智能技术储备，需建立“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平台，如在雄安新区试点的数字孪生体系，已实现设计、施工、运维的全流程数字化。

“好房子”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升千万家庭的居住品质，更在于探索一条兼顾效率与高质、传统与现代的发展道路。正如倪虹所言：“建设好房子是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赛道”。在这条赛道上，比的不仅是建筑的高度，更是民生的温度、创新的力度与文明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