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相对论

黄昱宁

在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作品序列里，《布鲁克林》及其续作《长岛》是唯二以地名为标题的长篇小说。《布鲁克林》里的布鲁克林区，是小说主人公——上世纪五十年代爱尔兰裔“纽漂”艾丽丝小姐最初的立足之处。她在那里的百货商店当营业员，在舞会上认识意大利移民托尼。彼时，托尼兄弟几个正谋划着在亟待开发的长岛买一块地，艾丽丝嫁给托尼以后就跟着搬进了长岛，开启一场新的冒险。然而，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在《长岛》里看到的长岛，却是一幅疏朗有致的简笔画。关于艾丽丝当年的这场冒险是不是值得，并没有直接答案。小说一开场，托尼在当管子工的时候，与雇主的妻子有染。他们的“孽债”即将出生，被戴了绿帽的丈夫，跑来宣告届时他会把孩子放在艾丽丝家门口。更让艾丽丝难堪的是，她很快发现，婆家的全体成员都在暗暗使劲，想让她接受既成事实——最后才知道真相的那个人，就是她自己。

这样看起来有点狗血的情节，到了托宾笔下，成了艾丽丝与托尼以及站在他背后的大家庭的一场短暂而沉默的拉锯。艾丽丝在《长岛》的第51页，就宣告她要告别长岛，回到阔别已久的爱尔兰。我们马上可以联想，在《布鲁克林》的最后一章里，新婚的艾丽丝也曾从长岛的另一头布鲁克林，回到同一座小镇恩尼斯科西。她在那里收获了青梅竹马的吉姆的爱。在《布鲁克林》的结尾，艾丽丝还是决定回到布鲁克林，她甚至没有勇气告诉吉姆，只敢在火车上想象他的眼神里透着“无可言喻的悲哀”。在《长岛》中，几乎同样的旅程耗去了255页，直至全书终结。我们会发现，《长岛》中真正的舞台是恩尼斯科西，关于长岛生活的回忆如同斑驳的阳光洒落在恩尼斯科西的一草一木上。只有像托宾这样的作家，才敢把一个相似的故事讲两遍，却仍然可以在第二遍里打磨出新的光泽。

至此，托宾通过两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了一个狭长的三角，恩尼斯科西是遥远的顶角，布鲁克林与长岛之间的连线是窄窄的底边。三个端点上的人物相对静止，而艾丽丝是在三条边上盘桓、移动的变量。用托宾本人的讲法，二十五年前，对于艾丽丝而言，外面的世界“更像是虚构的”，唯有她离开的爱尔兰小镇才是真实的，“而那个小镇此时已在大西洋的另一边”。

我们也许可以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小镇的所谓真实性，是否唯有在遥不可及时才坚不可摧？艾丽丝两次面临现实困境，为什么一定要回到恩尼斯科西？如果小镇真的足够“真实”，她为什么两次都没有留下来？与其说她是去疗伤的，不如说是为了重新出发寻找一个理由，等待一个确认的眼神。二十五年之后，站在故事的开放式结尾的艾丽丝，有没有发现大西洋另一边的长岛，早已构成了更强大更“真实”的羁绊？这也许是某种意义上的“乡愁相对论”——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永恒的地点，我们只是需要感受“乡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