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英勇无私忠诚为家书染上红色光辉

杨勇伟早期照片

杨勇伟写给父母的家信

张崇逸烈士像

张崇逸致母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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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云

“我为了我的事业，我为了中国能独立幸福，为人类自由平等而斗争。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是短期内可以成功的，定要经过很长的极艰苦的工作。要有很残酷的流血过程……我对于家里的一切，再不可能顾到丝毫了。一切望小弟弟担贷（原文，贷应为待）了吧。”——这是一封珍藏在宝山区档案馆中的抗日战士家书，写于1941年。虽然，纸张早已发黄，信纸的边缘也有些许破损，墨色更在时光荏苒中逐渐淡去，然而，见字如面，每一个读到此信的后人，都能真切感受到写信人杨勇伟镌刻在字里行间的家国情怀。在上海的一些档案馆中，还珍藏着一些这样的战士信件和家书，感人肺腑，又激励人心，让人们感受到，正是这样不屈的精神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一枝梅”的战时家书

上面这封家书的写信人是杨勇伟，是宝山区顾村镇杨家堰人。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杨勇伟的老家正好位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的必经之路，杨家堰也难逃成为战场的厄运，席卷到战争硝烟中。杨勇伟跟着父母和全家老小一共19口人，一起加入到逃难的茫茫人群中。途中，由于遭到日本人飞机的狂轰滥炸，有8人丧生。在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后，民族大义和国仇家恨在杨勇伟心中埋下了投身抗战的种子。

逃难之初，杨勇伟一家被冲散到三个不同的难民营。后来，因为上过私塾，杨勇伟开始到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公司皮件柜台做学徒，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晚上，他到夜校读书，参加过表演艺术方面的培训，这为他日后在与敌人斗争中擅长化装侦察等技术积累了经验。在这一时期，杨勇伟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并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脚步，投身革命事业。

1938年5月22日，党中央指示当时地处上海的江苏省委，在上海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前往当时属于江苏省的崇明岛等日伪军力量相对薄弱的“白区”，充实抗日武装力量。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杨勇伟于1940年的一天夜里前往崇明岛参加崇明抗日游击总队，在游击总队特务中队7班担任班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黄桥战役”，还担任过南通政治保卫队（又叫“短枪队”）队长。在反“清乡”斗争中，短枪队每次除掉鬼子或汉奸后，都会在战场留下“来无影去无踪，飞檐走壁一枝梅”的传单，以至于当地日伪军一听到“一枝梅”便胆战心惊，由此“一枝梅”成了杨勇伟的美称。

1941年，杨勇伟提笔给父母写了这封信，信中的“我为了我的事业，我为了中国能独立幸福，为人类自由平等而斗争”宣言，正是他毕生的信仰和奋斗的目标。他用自己英勇、无私、忠诚的革命战斗生涯，为这一封共产党员的战时家书，染上了一层永不褪色的红色光辉。

2017年后，经宝山区档案局（馆）积极走访联系，杨勇伟的儿子杨晓伟将父亲留下的数百件书信、手稿、照片、实物、证章等捐赠给宝山档案馆。杨晓伟回忆说，父亲生前一直说一句话：“我只是幸存者，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的烈士！”正是抱着弘扬英雄精神的初衷，杨晓伟捐出这些珍贵档案。

青春定格在红色家书中

闵行区档案馆珍藏一封弥足珍贵的红色家书，写信人是年仅22岁就牺牲的浦东籍烈士张崇逸，直到他牺牲时，家人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然而，余姚当地的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以及一起牺牲的战友建了一座“新四军十二烈士之墓”。

张崇逸自16岁起在周浦邮局当邮差。1942年夏天，因遭受日伪军的欺辱，他毅然投奔新四军淞沪游击队第5支队，不久，渡海转战到浙东三北地区，参加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担任文化教员。194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转战中，他经常给家人写信，虽然战斗十分危险，他生怕父母担忧，更不能暴露部队行踪，所以只能掩藏行踪，让父母家人不要挂念。“弟弟现在不知怎样？还望不要让他闯荡，要力求上进为是。希望母亲时常告诉他，叫他努力学习，做个好青年，不要学那些腐化的坏习惯”……

张崇逸一直盼望着抗战胜利与家人团聚，遗憾的是，他却倒在了抗战胜利之际。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新四军三支队在浙江余姚警戒时遭遇向杭州集合的日军，为掩护前方大部队通过杭甬公路，三支队果断向日军发动攻击，激战一小时，日军伤亡惨重，而身为指导员的张崇逸也与11名战友从此长眠在了异乡，其中10人甚至至今不知姓名。

80年过去了，烈士的音容笑貌定格在了22岁，也定格在了红色家书中。2023年，这封家书经由闵行烈士陵园交由闵行档案馆修复和保存，不仅有了更好的长期保存条件，从家庭、个人情感等微观视角丰富对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进程的记录，为研究者构建更立体、全面的历史图景，使红色历史档案资源的内涵得到深度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