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路巴士》：开往生存的角落

孙孟晋

西班牙电影里的悲情和絮絮叨叨，有时候，只是一种苦难命运的响亮回顾。阿莫多瓦并不完全是张扬的代名词，他的马德里的嘈杂，与凝视一样深沉。西班牙电影一旦涉及到加泰罗尼亚，总有一种文化意义的色彩辨识度，它的多元，如烈日下的光斑与阴影，自成叙事的丰富谱系。

今年戈雅奖最佳电影《47路巴士》就是这样一部属于加泰罗尼亚的电影，它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秉持着对当代历史的复杂性的尊重，或者说，如英国学者雷蒙德·卡尔的著作《西班牙史：欧洲的例外》所阐述的，加泰罗比亚，是西班牙的例外。

当一部电影跨度有二十多年之长，笼罩在空气里的色彩，也从灰蒙蒙转向明亮。《47路巴士》，是一部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史，也是一首关于边缘人群的纯朴民谣。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西班牙南部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的农民，为了逃离战后的饥饿和贫困，来到马德里、加泰罗尼亚这些工业化高的地区，寻求更体面的生路。电影就围绕着巴塞罗那西北部的贫民窟——托雷巴罗（又称男爵塔）展开，最初，他们在托雷巴罗城堡边搭建简易房子，当时政策规定，日出前没有封顶，警察就要来拆除。男主马诺罗·维塔利做的第一件得民心的事，就是号召大家不要分头行动，合力搭建一家的简易房，翌日，他们成功了。

导演马塞尔·巴雷纳喜欢加泰罗尼亚历史和语言的衍生意义，影片里的费利宾就是用加泰罗尼亚语挑衅警察，而惨遭杀身之祸。这场烈火唤醒了老实人、开了20年巴士的司机马诺罗，另一件触发他行动的事是他的售票员同事的勇敢辞职。

我特意去找了巴塞罗那的地图，发现如今的托雷巴罗已经不是城市的最边缘，地铁11号线可以到达。但在六七十年前，住这里的人们打水要走两公里，出门上班，完全没有公交车到达。《47路巴士》的魅力是恪守了历史的逼真，同时又传达了普通人的善良、互助和力量。如果说外部的戏剧冲突来自于后佛朗哥时代的官僚和民众的矛盾，那么马诺罗·维塔利的正义感在生活的重压下的沉陷，是内部家庭关系戏剧冲突的源头。这是一部在奔向主题的过程中保持匀速的佳片，细节像成功的史诗里栩栩如生的人物，穿透宿命也穿透生活日常。马诺罗·维塔利重新赢得太太奥罗拉的爱与理解，是他在寻找父亲留给他的手表时，回忆起父亲死于佛朗哥执政时期的长枪党的动人场景，太太紧紧抱住了窗前的马诺罗。

《47路巴士》是一部小人物的抗争史，马诺罗开着他的巴士，改变了托雷巴罗的命运。人的高大，是沉默与沉寂中的绝响。

马诺罗对女儿说，不知道家乡赫尔特山谷现在是什么模样，西班牙南部的赫尔特山谷是如今樱花开得极其美丽的地方；女儿最后在舞台上唱道：“如果风能抹去我所歌唱的，那也没有关系。”人类的进步，就在于内心永远藏有一首期待不凡的曲子。

《47路巴士》和《她的卧底生涯》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可以押韵的两部西班牙新片，一部关于加泰罗尼亚，一部关于巴斯克。相比之下，《47路巴士》更胜一筹，因为它交叉着历史和生命的颂歌，因为它让人回味。

人不只是感动的群体，他们的思索从不停止。